西點軍校曆史係教官E。C。奧多德（Edward C。O’Dowd）不僅作了上述論證，而且在華盛頓美國海軍陸戰隊曆史中心，調查研究格裏菲思生前的大量信書文稿後發現格裏菲思翻譯《孫子兵法》，起因於他畢生重視研究毛澤東軍事思想，尤其是遊擊戰理論。
格裏菲思1906年出生於匹茲堡，1929年從美國海軍軍校畢業後為海軍陸戰隊少尉。30年代後期派往北平學習漢語，在此期間對毛澤東軍事思想發生興趣，隨後他翻譯出版了毛澤東論《遊擊戰》的英譯本。1946至1947年，他受第七艦隊之調遣來華繼續學習漢語。50年代，美國軍事思想突出核威懾而忽視局部戰爭經驗和海軍陸戰隊的作用。對此格裏菲思深有感觸，決心為海軍陸戰隊尋求對付遊擊戰和小規模戰爭的“正確作戰方針”。他認為遊擊戰理論之源是《孫子兵法》。因此他在52歲時被牛津大學接納為博士生後，主修了中國軍事，並著手翻譯《孫子兵法》。
在這一英譯本出版的前一年，即1962年5月，格裏菲思在美國海軍軍事學院發表了題為“亞洲共產黨革命遊擊戰”的演講。其講話的中心思想如下：
我們今天討論的戰爭問題是，肯尼迪先生所指的“反叛亂戰爭”，赫魯曉夫所指的“民族解放戰爭”和毛澤東所說的“革命遊擊戰爭”。這種形式的戰爭是從方方麵麵的來源中汲取力量的。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托洛茨基、克勞塞維茨都對這個戰略的形成起過作用。但是，有一個戰略家比他們更重要，即孫子。《孫子兵法》是毛澤東軍事思想的基礎，而毛澤東軍事思想是這一新戰略的基礎……
顯然，格裏菲思翻譯出版《孫子兵法》是他畢生研究遊擊戰理論和美國陸戰隊軍事思想的必然歸宿。當然，他認為賈爾斯非軍人出身，譯文頗多不足。這也是他要重新按孫星衍校注本翻譯《孫子兵法》的另一個原因。
2.格譯本的特色和不足。（1）格譯本的主要特點。根據格裏菲斯的英譯本，不難看出該譯本有兩大特點。其一，中國古代軍事術語譯得較好，使譯文富有軍事特色。例如，開篇的“兵者”訂正了賈爾斯的錯譯；其他軍語譯得也較準確。再如，“奇正”一詞在“勢篇”中，孫子有過精辟的論述。曹注：“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未不備也。”這就一般作戰規律而言。李、杜等各家的注釋與曹注類似。格裏菲思取曹注，使譯名具體化，譯為“the normal force”（正）和“the extraordinary force”（奇）。但由於戰場情況錯綜複雜，瞬息萬變，真是“兵體萬變，紛紜混沌，無不是正，無不是奇”。所謂“正亦勝，奇亦勝”（李靖語），就是“以奇為正，使敵視以為正，則吾以奇襲之；以正為奇，使敵視以為奇，則吾以正擊之，混為一法，使敵莫測”（唐太宗語）。這種辯證的靈活性的含義正是“奇正”內涵底蘊。因此，在各家英譯本中對“奇正”有各種不同的譯法。最新的趨勢是對含義深奧的古漢語詞譯為抽象名詞，甚至幹脆采取“漢字拚音法”，即音譯為“Qi”、“zheng”，當然要適當加注，否則一般讀者難於看懂。總之，各種譯法互有長短。其二，格裏菲思的英譯本凝聚了他畢生尤其是晚年時期研究孫子的心血。除“十三篇”正文加注外，全書包含了較豐富的有關中國古代戰爭和《孫子兵法》在世界上的影響等其他方麵的學術內容。譯者本人撰寫了長篇序言，並在導論部分，涵蓋了孫武其人、孫子時代的戰爭、孫子論戰爭、孫子與毛澤東等內容。在書尾除索引和參考書目外，還有4篇專論，分別是“《吳子》英譯文”、“孫子對日本軍事思想的影響”、“西方語言的《孫子》”、“注釋家小傳”。格裏菲思在翻譯過程中做了大量的學術準備工作。在當時的曆史條件下，他著力在西方收集和研究有關《孫子兵法》的資料，如在古代兵器方麵得到李約瑟（Joseph Needham）博士的幫助。在譯文方麵，參考了法、德、俄文本以及已出版的英譯本。更可貴的是直接致函郭化若和顧頡剛先生請教，還參照了郭沫若的《孫子兵法初步研究》和《今譯新編孫子兵法》。正是由於譯者下了如此功夫，所以其譯著中所包括的其他方麵的內容也是值得一讀的。
（2）利德爾·哈特的序言。著名的英國戰略家利德爾·哈特為之作序。使該英譯本大為增色。他的序言高度評價了《孫子兵法》，從軍事哲學的高度上與西方的軍事經典著作《戰爭論》作了分析對比。他強調指出，在當今核時代，迫切需要更完整和更準確地了解孫子的思想。他還根據自己的親身體會，勸導過年輕的中國軍官要好好學習《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是世界上最早的軍事名作。其內容之博大，論述之精深，後世無出其右者。可以說，《孫子兵法》是戰爭指導智慧的結晶。曆數古往今來的軍事思想家，隻有克勞塞維茨可與孫子倫比；然而克勞塞維茨的著作盡管比孫子晚二千多年，但其時代局限性大，而且有一部分已經過時。相比之下，孫子的文章講得更透徹，更深刻，永遠給人以新鮮感。
克勞塞維茨的鴻篇巨作《戰爭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前歐洲軍事思想形成的基礎。如果《孫子兵法》當時得以傳播，《戰爭論》的影響中摻有孫子思想的成分，從而使這種影響不失偏頗，那麼本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給人類文明造成的巨大破壞在很大程度上本可以避免……
人們早就感到需要有一種《孫子兵法》的新譯本，更完整、更準確地解釋孫子的思想。在可能導致人類自相殘殺和種族滅絕的核武器研製成功以後，這種需要更為迫切。鑒於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重新成為一個軍事大國，出版這樣一種新譯版本的《孫子兵法》就更為重要……
利德爾·哈特在其序言中，接著講述他是從1927年起開始對《孫子兵法》發生興趣的。那一年正值國民革命軍北伐之際，英國駐上海防衛隊司令J。鄧肯（John Duncan）爵士寫信給他，推薦了《孫子兵法》一書。利德爾·哈特說：
讀了這本書後，我發現（除“夫兵形象水”與我的洪水泛濫理論不謀而合外）還有許多其它觀點與我的思想不謀而合，特別是孫子在反複強調出敵不意和間接路線以奇製勝方麵。這使我認識到，一些最根本的軍事思想是永恒的，即使是屬於戰術性的。
大約15年後，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中國武官——蔣介石的一名學生——數次來見我。他對我說，我和富勒將軍的著作是中國軍事院校的主要教材。我聽後問他：“《孫子兵法》呢？”他回答說，《孫子兵法》雖被奉為經典，但多數年輕軍官認為它已經過時，在機械化武器時代不再有多大研究價值。我說，你們現在應當就教於孫子，因為《孫子兵法》這本篇幅不長的書中把我20多部書中所涉及的戰略知戰術基本原則幾乎包羅無遺。總之，《孫子兵法》是研究戰爭的最佳入門捷徑，又是深入全麵地研究戰爭問題時經常要參考的寶貴材料。
（3）格譯本的不足之處。從翻譯的角度看，格裏菲思所譯“十三篇”（含有關注釋），問題不少。主要的缺點有三。其一，自“軍爭篇”起沒有嚴格按照孫星衍《十家會注》逐字逐句翻譯，在“軍爭”、“行軍”、“九地”諸篇中，多處隨意刪節和挪動，使譯文和原文相去甚遠，以致麵目全非；其二，漏譯之處屢見不鮮，小的如個別譯句編號脫漏，大的如重要的句子漏譯。在“火攻篇”末段：“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而動，不合於利而止……”竟漏譯了後麵的兩句；其三，有的篇名譯法欠妥，正文中譯錯之處不少。從全書看，前麵幾篇很下功夫，但越到後麵譯文的失誤越多，顯得虎頭蛇尾。
造成格裏菲思英譯本有諸多失誤的原因，客觀上講是受曆史條件的限製，主觀上說除翻譯作風尚欠嚴謹外，主要是漢學功底不足。盡管利德爾·哈特稱格裏菲思是“精通中國語言和思想”、“具有卓越才能的軍事學者”，但他隻說對了一半。因為格裏菲思雖是軍事學者，但非漢學家。到了1965年，即英譯本出版後的第三年，格裏菲思還讀不懂“以夷製夷”的成語。在1968年，他甚至向美國海軍陸戰隊口述曆史計劃人員說，“我一點也不想恢複認識漢字，我決不費心勞神了。”顯然，格裏菲思無意再修改完善其譯本。而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對於已列入各國代表作叢書的譯著是再版不誤的。於是，格裏菲思的1963年版英譯本至今一版再版，廣為流傳。
（四）80年代後的英譯本
1.陶漢章著《孫子》的英譯本。1987年，紐約斯特林出版公司出版的陶漢章著《孫子兵法概論》英譯本。該書附有“十三篇”正文，由外交學院副教授袁士擯翻譯。該書的中文原作是於1985年由解放軍出版社出版的，主要內容是陶漢章將軍對“十三篇”的論述和解釋，在其導言中還概述了劉伯承元帥論《孫子兵法》的精辟見解。軍內人士的著作在國外出英譯本有其特殊意義，但因印數較少，影響不大。
2.克利裏的英譯本。1988年，美國哈佛大學學者托馬斯·克利裏（Thomas Cleary）翻譯出版了新的《孫子兵法》英譯本，列入“桑巴拉龍版”（Shambhala Dragon Editions）叢書的道家著作類。譯者在其序言中聲稱：
我認為，了解《孫子兵法》的道家要旨的重要性，怎麼強調都不過分。這部戰略經典著作不僅充滿著偉大的道家作品諸如《易經）和《道德經》的思想，而且它揭示了道家的基本原理乃是所有中國傳統武學兵經的最終之源。更有甚者，盡管《孫子兵法》在陳述原理方麵無與倫比，但探索其戰略實踐的深奧底蘊之關鍵則取決於道家專門闡述的心理發展。
譯者還在其“導論”中用大量的篇幅將《孫子兵法》與《道德經》作比較。他將孫子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與老子的“兵者不祥之器”和“無為”相聯係。在論及“上兵伐謀”不戰而勝時，譯者不厭其煩地援引老子的話來闡述孫子的思想：“圖難於其易，為大作於細。天下難事，必作於易；天下大事，必作於細。是以聖人終不為大，故能成其人。”（《道德經》第六十三章）顯然，譯者把孫子所說的“不戰而屈人之兵”與老子一味地強調的“不戰”、“不爭”相比附是失之片麵的。因為孫子為了屈人之兵，並不反對“伐兵”，甚至“攻城”，這與老子倡導的“不爭而善勝”相去甚遠。總之，老子之“道”與孫子之“兵”，雖有某些相似或共通之處，但就其實質而言，畢竟是兩種截然不同的思想體係和治世方略。
在“譯者導論”中，J·克利裏自稱有20年翻譯東方經典著作之經驗；其翻譯《孫子兵法》方法的技術目標是，達到“血肉透明、骨骼鮮明”，“再創作一部富於讀者個人生活情景色彩的抽象之作”。為此，譯者刪去了“某些次要內容的有關句子，諸如中國古代兵器。”其實，譯者為了突出“骨骼”（道家思想），刪去的不止是“古代兵器”。例如，“計篇”中刪譯了“將聽吾計，用之必勝，留之……”一段。再如，“作戰篇”開頭一整段被刪譯。又如，最後的“用間篇”開頭描寫戰爭影響的一段被壓縮為一句話，完全忽略了《孫子兵法》所述實施“井田製”的時代背景。
綜上所述，克利裏的英譯本不是嚴格的《孫子兵法》足本。這並不是貶低該譯本。因為克利裏譯本有其突出的優點，即譯文簡潔流暢，注釋得當。原來克利裏已譯過20部東方兵書，包括“諸葛亮和劉基兵傳”，富有翻譯經驗。而他從哲學和心理學角度對《孫子兵法》的探索也有助於讀者在更深層次上理解“十三篇”的內涵。因此，克利裏的英譯本在西方是有影響力的。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期，不少西方學者在學術論文或著作援引克利裏的譯句，就是明證。
3.90年代的新譯本。90年代以來，《孫子兵法》在美國還有兩個新的譯本問世。一是1993年夏威夷大學教授羅傑·埃姆斯（Roger Ames）翻譯的《孫子兵法》，另一個是麻省理工學院、哈佛大學學者R。D。索耶（Ralph D。Sawyer）所譯《武經七書》中的《孫子兵法》。該書由美國“西方視野”（Westview）出版社於1993年出版。《孫子兵法》譯文置於《武經七書》英譯本中的第三位，即在“六韜”、“司馬法”之後。其譯文所依據的仍是孫星衍《十家會注》本。采取全文分段翻譯，不刪節，也不加文中評注和注腳，而把有關注釋集中在全書之末。在形式上不同於賈爾斯的漢英對照、格裏菲思的逐段編號加注、克利裏的各段譯文後加十一家注。索耶的英譯文顯得一氣嗬成，適合西方讀者的習慣。另一個明顯的特點是，譯者注意到並汲取了1972年臨沂銀雀山漢簡的考古成果，這對於外國譯者來說是難能可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