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見，利德爾·哈特主張創造有利的戰略形勢和采取一定的戰鬥行動，來使敵人“自動崩潰”，從而實現“不戰而屈人之兵”的最佳戰略。這是他真正領會了孫子“全勝思想”的真諦和精義。因為孫子強調“必以全爭天下”（《孫子·謀攻篇》），同時，十分重視作戰行動中要“出其不意，攻其無備”，以便減少損失，速戰速決。同樣，利德爾·哈特強調“戰略的目的就是要盡量減少抵抗的可能性”，“達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實際的戰鬥行動減少到最低限度”。他還說要利用“運動”和“突然性”因素取勝，“要使永久性的損害盡量減到最小的限度，因為今天的敵人，也許明天就會成為我們的顧客，而到後天，甚至還會變成我們的盟友。”
3.“間接路線戰略”的內涵很大程度上是運用了孫子的“奇正”思想。
事實上，利德爾·哈特的“間接路線”戰略幾乎全部繼承了孫子的“以正合，以奇勝”和“先知迂直之計者勝”的思想。在《戰略論》開篇第一章中，利德爾，哈特就開宗明義地寫道：
通過這樣的（對各個曆史時期的戰史）研究，我逐步形成了一個印象：在人類曆史的長河中，進行戰爭所采取的“路線”，如果不具有某種程度的“間接性”，不能從而使敵人感到措手不及，難以應付，那麼，也就難於使戰爭取得有效的結果。這種“間接路線”，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終歸是心理性的。在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達到目的的最短途徑。
顯然，“使敵人感到措手不及，難以應付”與詭道十二計的“攻其無備，出其不意”是一脈相承的；而“戰略上，最漫長的迂回道路往往是達到目的的最短途經”又與“以迂為直，以患為利”不謀而合。孫子的“迂直之計”在戰略上具有深刻的含義，在戰爭這樣一種複雜嚴酷的挑戰麵前，采取簡單直接的方法往往是“捷徑以窘步”，而“以迂為直”，實施機動，震撼敵軍就能以“奇”製勝，這在近期的局部戰爭（如馬島之戰、海灣戰爭等）中都得到了佐證。
利德爾·哈特非常強調“以正合，以奇勝”。他不主張把兵力集中在一處，可以分散成相互聯係和支援的多路態勢，並隨時根據敵情變化，把大部分兵力集中起來突破和打擊敵軍薄弱部位，破壞敵人的穩定性，取得勝利。他主張把“集中原則”和“節約兵力”原則有機地結合起來，從而實現對敵人的“以正合”。在“以奇勝”方麵，他更重視“迂直之計”。認為，在戰略上破壞敵人的穩定性，就要采取4個方麵的行動：一是破壞敵人的部署，從而迫使他們突然地改變正麵，使他們在兵力的組織配置上發生混亂現象；二是分割（切斷）他們的兵力；三是威脅和危害敵人的補給係統；四是威脅他們的交通線，使其不能在必要的時候沿著這些交通線撤退，不能在中間地區或戰略後方重新設防進行固守。對敵人後方施以壓力往往能產生重大的心理上的效果，破壞敵人的穩定性，使其自行陷入混亂，從而取得勝利：
所以，從翼側對敵人實行迂回，或者前出到其後方，目的不僅在於避開敵人的抵抗，而且在於獲得有利於自己的戰役結局。換句話說，這樣的機動就是選取抵抗力最小的路線。如果從心理方麵來說，也就是相當於期待性最少的路線……
我們研究物理性的因素時，永遠不要忘記了精神性的因素。一個戰略，隻有考慮到這兩種因素的結合，才能稱得上真正的間接路線戰略，才能有希望破壞敵人的穩定性。
孫子的“奇正”思想，內容豐富。“以正合，以奇勝”和“迂直之計”，既表現在兵力的運用和具體的進攻方向上，又反映了作戰的主動精神。“出其不意”和“先其所愛”不僅能給敵人造成人員和物質上的損失，而且更重要的是嚴重打擊敵人的士氣。這種心理上的壓力往往會使敵人陷於被動而遭到失敗。從作戰的效果來看，這種精神因素能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間接路線戰略”的製訂者的確從理論上充分闡述了這一深層次的涵義。
4.“理智控製戰爭”與孫子倡導的“靜以幽”的為將之道。
利德爾·哈特在《戰略論》中提出“理智控製戰爭”也是與孫子的戰爭理性觀念相一致的。盡管《戰略論》的扉頁上沒有直接引用孫子的有關格言，但隻要對比一下《戰略論》和《孫子兵法》的有關詞句，就不難看出前者是繼承了後者思想的。因為對於戰爭和作戰行動，兩人都十分強調統帥和將領要“理智”和“保持冷靜的頭腦”。這不僅是減少戰爭的傷亡損失，而且也是取得戰爭勝利的必要條件。利德爾·哈特在“大戰略”一章中寫道：
戰爭是一種違反理性的行為，是在談判不能取得滿意結果時使用武力解決問題的一種手段。盡管如此，戰爭的實行還是要用理智來控製，隻有這樣，戰爭的目的才有可能達到。
他接著列舉了5條理由，並強調在戰爭發動起來以後的各個鬥爭階段中，也要用理智來控製使用力量：
要想在戰場上奪得勝利，戰鬥精神是必不可少的。然而，對於這匹烈馬，一定要把韁繩拉得很緊很緊。即使在這種情況下，經常保持頭腦冷靜的人，比起那些盲目衝動之輩來，還是占有上風。對於那些盲目衝動之輩，必須經常加以控製。一個政治家更不能使自己的意誌為感情所左右，不能使自己失去控製力。如果那樣，他就不能作為國家的領導人，不能擔負身係國家安危的重任。
對照《孫子兵法》，類似的思想一目了然。“火攻篇”末段曰：“主不可以怒而興師，將不可以慍而致戰……故明君慎之，良將警之，此安國全軍之道也。”對於將帥的素質，孫子從正反兩個方麵提出要求。在“九地篇”中，指出“將軍之事，靜以幽，正以治”。因為“夫將者，國之輔也。輔周，則國必強，輔隙，則國必弱。”（“謀攻篇”）由此可見，兩人都認為指揮戰爭和作戰行動的人必須“理智”，決不能感情用事。這是一條顛撲不破的真理。處於核時代的今天，對於戰爭問題，國家領導人和將帥們尤其需要保持冷靜的頭腦，這一點是怎麼強調都不過分的：
《孫子兵法》在核威懾理論
研究等方麵的應用前美國總統尼克鬆因“水門事件”辭職後潛心於著書立說。他在1980年出版其辭去公職後的一本專門論述對蘇戰爭的力作——《真正的戰爭》中，曾反複用孫子的思想批評美國推行的核威懾理論。尼克鬆力主的謀略製勝論在1988年所著《1999，不戰而勝》一書中又作了進一步的闡述。1981年初繼卡特入主白宮的羅納德·裏根，一上台就宣布要“重振軍備”，將軍力增強到“不戰而屈人之兵”的程度，並注重用“謀略”整垮前蘇聯。比尼克鬆分析前蘇聯形勢更為深入，運用《孫子兵法》更為言之鑿鑿的，是前卡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茲·布熱津斯基。他在1986年所著《運籌帷幄》一書中，從孫子的地理學觀點分析了歐亞大陸的地緣戰略形勢，力主並堅信以孫子的“上兵伐謀”戰勝對手。1989年初，他在所著《大失敗》一書中作了進一步的斷言。後來的事態發展證實了他的論斷。
對於越南戰爭——美國在國外打的最長的一次戰爭，美國學者、軍政領導人撰寫了大量作品進行回顧和評論，其中不乏用孫子名言分析和總結越戰的慘痛教訓的事例。事實上，早在20世紀30年代初，《孫子兵法》就進入美國軍事院校的課堂。這部東方的兵學經典已成為西方“戰略研究”中的重要參考文獻。
（一）尼克鬆用孫子名言抨擊美國的核威懾理論
1.核武器的威力和核威懾理論的問世。1945年8月6日，第一顆當量為1.4萬噸TNT炸藥的原子彈在日本的廣島市上空投下，3天後，第二顆當量為2萬噸TNT炸藥的原子彈又在日本的長崎市上空投下。原子彈的爆炸及其風暴性大火幾乎立即奪去兩地的6.6萬人和約4萬人的生命。廣島市的建築物幾乎徹底被摧毀，毀壞率達80%；長崎市盡管麵積較小和地勢不平，其建築物也有40%被毀或遭到嚴重破壞。原子彈的投擲雖然起到了迫使日本無條件投降的重大作用，但也給人類的前途蒙上了陰影。
1949年8月29日，前蘇聯爆炸原子彈成功，打破了美國壟斷核武器的格局。1952年10月31日，美國試爆第一顆氫彈成功；翌年8月12日前蘇聯也試爆氫彈成功。這種氫彈的熱核武器，是利用重氫、超重氫等輕原子核在高溫下聚變反應於瞬間放出巨大能量起殺傷破壞作用的武器。其威力更大，以百萬噸（MT）為單位，即以100萬噸黃色炸藥的爆炸力為計算單位，西方的戰略家估算過：1顆2萬噸級的原子彈所產生的爆炸威力相當於400萬門野戰炮同時發射；1顆1百萬噸級（1MT）的氫彈則相當於2億門野戰炮——這幾乎是一種難以想象的天文數字！所以專就火力而言，實無異於一種完全的革命。由於核武器具有強衝擊波、光輻射、早期核輻射、放射性沾染和電磁脈衝波等殺傷破壞作用，其威力之大是無可比擬的。假定1顆1MT的氫彈在適當的高度爆炸，其毀滅威力足以使約8公裏半徑內的磚造房屋毀壞殆盡。對於人員的浩劫不僅巨大，而且是持久的。
於是，西方的戰略研究圍繞核威懾理論而展開，各種威懾戰略隨著技術的演進和形勢的變化而發展。但是，西方的核威懾理論萬變不離其宗，都是以“恐怖平衡”為基礎的。西方或許是從二次大戰中有關毒氣武器方麵汲取了教訓：若想要敵人不使用某種作用特別惡劣的武器，最好的辦法就是威脅要用同樣的武器實行報複。報複性還擊是對於侵略的最好威懾，這種邏輯一開始起即為人們所接受。美國在研製原子彈過程中就產生過這種威懾的思想：
由參加曼哈頓工程的科學家們組成的傑弗裏斯委員會在1944年9月提出的報告說：“美國自己建立核武器能起的最大作用是保證在紐約或芝加哥突然被徹底摧毀時，可以在第二天對侵略者的城市進行更大規模的破壞。同時希望侵略者懾於這種報複不敢動彈。”
事實上，這個委員會都認為“懾止”的希望很渺茫，因為破壞性武器既然已經積存下來，那就遲早會“用上”，盡管這意味著愚蠢的相互毀滅。
關於核威懾與“恐怖平衡”之間的關係，五吉爾講得最為生動。他在1955年3月1日對下議院發表關於核威懾的長篇演說中，強調英國要加強發展自己的核武器同時要緊緊依靠“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的防禦體係。對核威懾的實質，他留下的名言是：“安全是恐怖的茁壯之子，生存則是毀滅的孿生兄弟”。
2.美國核威懾思想的發展。在戰後初期，美國的核威懾思想是基於“報複性反擊”的論點之上的。杜魯門時期的核威懾思想是處於“大規模報複”理論的初始階段。伯納德·布羅迪在《絕對的武器》（1946年）一書中對威懾作了初步探討，認為：“在原子彈時代，美國安全計劃的第一個關鍵步驟是采取措施，確保我們受到襲擊時，有可能進行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報複性反擊”。1953年，艾森豪威爾入主白宮。朝鮮戰爭失敗的教訓使美國感到同人數眾多的共產黨國家不能打常規戰爭，進而企圖依靠核優勢進行核戰爭。於是，“大規模報複”（massive retaliation）核威懾理論隨之產生。這一正式提出的威懾理論設想準備打“閃電”式的核大戰，要求以“第一次打擊力量”摧毀敵方的主要工業生產基地、核基地和戰略轟炸機部隊，使對方喪失還擊能力。但是，實現這一戰略的可能性極小，美國內外有識之士均不以為然。尤其前蘇聯於1957年8月和10月相繼發射洲際彈道導彈和人造衛星成功，在運載工具方麵明顯占有了優勢的情況下，“大規模報複”理論日益遭到美國國內人士和盟國的反對。
1961年，肯尼迪當選為美國總統。他采納國防部長羅伯特·麥克納馬拉及其研究班子所提出的“靈活反應”戰略。這一戰略的核心是美國準備打各種類型戰爭，對付進攻將視情況采取從常規部隊到核武器的各種選擇方案。這一戰略還包含“確保摧毀”和“限製損害”的概念，而“相互確保摧毀”（MAD）是威懾的核心。其實，“靈活反應”的概念來源於50年代中期在英國出現的“分級威懾”（graduated deterrence）的思想。從肯尼迪、約翰遜到卡特，美國一直在貫徹“靈活反應戰略”。這一戰略還運用於北約組織：在當時西德前沿配置常規部隊實施“前沿防禦”，其縱深內部署了戰術（戰場）核武器，英、法、美則以戰區和戰略核武器為後盾。一旦遭到進攻就產生“絆索”（Trap Wire）效應：從常規升級到戰術核武器等層次。北約組織還一再聲稱，為懾止“侵略”威脅，不排除“首先使用核武器”。
盡管美國憑借其戰略優勢渡過了諸如1962年的古巴導彈事件等危機，但到70年代末，美國的核優勢已經喪失，相反前蘇聯的核力量尤其是洲際彈道導彈方麵占了優勢。1979年底，前蘇聯有恃無恐地出兵入侵阿富汗。這不僅引起國際上的強烈反響，而且使美國朝野大為震驚。有識之士再次反思美國所推行的威懾理論。對“相互確保摧毀”（MAD）戰略頗多微詞。所謂“相互確保摧毀”，實質是“確保摧毀”或“確保報複”。即擁有“第二次打擊能力”使來犯者必遭摧毀性的報複。“確保摧毀”能力的定義是：“在任何時候都保持明確的、使人不會弄錯的能力，足以給任何單獨的或聯合起來的侵略者造成無法接受的損害——即使在美國遭受到突然襲擊性質的第一次核打擊之後也有能力這樣做，以此懾止敵人對美國及其盟國蓄意發動核襲擊。”當時根據確保摧毀的要求，給前蘇聯造成的破壞需要達到的程度是使其喪失33%到20%的居民以及75%到50%的工業生產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