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心翼翼向母親提起過這件事，母親即時淚流滿麵。她還說，越到晚年越內疚傷痛，對不起我和姐。母親隻作一個申辯，她一直是牽掛我和姐的。
也許，我有一個仁厚的祖母，沒有姐的切膚之痛，對母親的選擇少了一份抗議和指責。我甚至寬慰母親，說狠心，狠心的首先是老板。
馬克思是深刻的，資本血腥，連親情、愛情、婚姻、家庭都是冷冰冰的利益關係。
無法諒解和承受母親的選擇，姐還有更強硬的理由，或許算得上是天大的理由：母親竟重蹈覆轍，重複了命運再一個無情的輪回。而這一次，母親盡管不情願，但非此即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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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板也就是高個子男人，其實已有一個妻子，生有一女兩男。後因嚴重哮喘，加上腰椎脫盤，處於半癱瘓狀態，她就是歎息的女人。
姐生氣地說，我父親與母親結合，事先沒有告訴有了妻子，是欺騙。現在明火執杖曉得人家有結發妻子，還要嫁，貪什麼？圖什麼？想什麼？姐又是一次徹頭徹尾的不認同。
經姐這麼一辨析，我也犯糊塗了，不知道是誰的錯！
我莊重地請教過母親，母親回答，你還不懂。長大了，你也許懂也許不懂，也許半懂半不懂。現在，我不知道是否懂了：母親，我的可憐又可愛的母親，本體上是反叛的，在某個特定生存條件下，為了活下去和活著的改觀，做出非同尋常和非同反響的舉動，並不看重世俗與流言。
姐不讚成更不欣賞我的判斷，話鋒陡然一轉：母親可是老板家“第一夫人”哩。我從未見姐這樣狡黠地笑和幽默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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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親反其道而行之，對老板提出一個先決條件：這個家必須由她來當，由她做主。
母親取得三項重要權力：她與老板丈夫同居主室；與老板一塊和老板第一個妻子分灶吃飯；統管家庭財政。公私合營後，老板的工廠、房產等都蕩然無存，隻剩下現在這間居住的祖屋。老板女兒婚後，連兩個弟弟也一塊遷走，留下自己母親堅守陣地。也是最後一點名分的“爭奪”。
“身世秘密”揭開後，我欣慰自己是一個完全的透明體，根本不曾想到，還會有另一樁“家庭秘密”。
聽著姐講述故事，起初，我為母親找回和捍衛了一點尊嚴而高興，之後，同情心更加傾斜高個子男人的第一個妻子——那個半癱瘓女人——那個歎息的女人——那個處於水深火熱掙紮中的阿姨。
今夜無眠。我躺在過道的竹床上，像夾在兩個女人——一個母親，另一個也曾是這個家的母親的“阿姨”——的兩種命運中間，一個高貴，一個卑微，一個健康，一個孱弱，一個風韻猶存，一個青春不再，以及那個不冷不熱、不親不疏的高個子男人。我年少的心沉鬱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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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日一早，所有的人都走了，又隻剩下我和阿姨。
我用耳朵緊緊貼靠阿姨的房門，傾聽裏麵的動靜。是阿姨掙紮起床的不順暢聲音。於是我敲響了門，問阿姨要幫忙嗎，不等回答，再輕輕推開門。“不了。”阿姨客氣了一句，但她有所期待的眼神告訴我，同意留下。
阿姨動身到廚房，我趕緊製止她，自己徑直端回一盆水，又幫擠上牙膏，擰幹毛巾。隨後，扶起她坐到梳妝台前。
阿姨全身一個標本樣，有幾縷頭發還似青雲一般。她如所有愛美的女子，不因自己生病而放棄，依然那樣細致地梳理著。有時頭部不經意向後稍昂起，我從鏡子裏發現，阿姨那曾飽滿的天庭留下的光澤還在。坐姿彎曲，端莊依然，可見當年的教養。
阿姨伸手取鏡子，我趕緊搶先遞給她，正是這瞬間，看到鏡框後麵有一幅“全家福”照片。阿姨端詳著，我的眼光也被留住：高個子男人和阿姨，他們的小兒子居中，兩側分別是女兒、大兒子，都笑意盈盈，喜氣洋洋。幸福從照片中流淌開來。阿姨年輕時挺洋氣的，尤其是一米六幾的身段，整整高出我母親一個頭。
退出房門時，阿姨忽然開口了，聽說你挺會念書，會念書的人通情達理。我點了點頭，像是在允諾在保證：念書上，我一定乖乖的。
阿姨作為一個妻子，沒有理由不得到丈夫的溫存；作為一個母親，她同樣厚愛自己的孩子。母親們不會索取回報，隻會忍辱負重，勞心勞力，隻求兒女平安，順風順水。因為她們是母親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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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我正要外出去姐單位，一個虎頭虎腦的男孩鑽了進來，看上去，與我年齡相仿，也是一個中學生，擦肩而過時，給了我一個抗拒的眼神。這一定是阿姨的兒子來送飯了。房間裏傳來他們葉韻的話語聲，阿姨也會介紹我這個“不速少年郎”嗎？
母親回來後，我會對她說一句話：阿姨也是一位母親，好好待她。還想加上一句：其實她很可憐。長大了，會懂得使用一些新詞彙：“和平共處”、“相安相生”、“厚待善待每一個人”。
直到分別前，母親都不知道，她親生的兒子會走近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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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心是矛盾的：
母親愛我，極力想在短暫幾天時間，做得最好，補償我失去十幾年的母愛。晚上，她常常借故撇開另兩個兒子，帶我上街頭流動小餐車，吃上一個茶葉蛋和幾片鹵牛肉，這也是我自小在祖母身邊最愛吃的兩樣食物。母親慚愧，說算不上開小灶。但我有特別溫馨的感覺。感謝久違了的母愛。
這時的阿姨，我覺得她尤其需要人陪伴，需要人照顧。能多一點攙扶她起床、如廁、洗漱、梳妝，就多給她一份慰藉。我要求自己做多一些。
阿姨名字中有一個“花”字，我就叫她“花子阿姨”，她挺滿意這個稱呼，每當我呼喚，她笑得格外陽光。我多麼願意她健健康康地活著。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她和我母親，和我母親的丈夫，有割不斷的聯係，這不也是一個更大的家庭嗎？
高個子男人，從不主動跟我說一句話，從不主動給我哪怕是極微小親昵的暗示，但他也不會有任何明顯不合禮儀的言語舉止，更不會侮辱。可這冷冷的沉默，我總有心裏上被歧視的不快。
盡管舍不得母親，也丟不下“花子阿姨”，我終於還是決定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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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嚓……嚓……”是花子阿姨蠕動了的聲音，這些日子，我太熟悉這個聲音了，花子阿姨情緒上有什麼變化時，總會弄出這種響聲。
房門打開，花子阿姨倚靠門框，流著淚。
我告訴過她，很快會走的，別人不懂她的心，但她知道我懂她一顆留戀真情的心。
我走上前，扶著花子阿姨顫動的雙肩，心裏在叮嚀：你一定要堅持住。我會再來看你。
母親與高個子男人，看著眼前情景，茫然不知。
我最後一次見到花子阿姨，是在考上大學去向母親告別的時候。
花子阿姨，終於沒有抵擋住歲月的折磨，整個人衰弱得不成形態，隻有呆癡的目光偶爾會眨動幾下。
但她還清晰地記得我，用右手捂在胸口，左手指指，意思是心在這裏。
我很感動，也好內疚。在延緩和改善她的生命過程中，我做得太少又太少。如果不間斷有書信問候，不好些嗎？我怎麼連這點“愛心援助”都忽略了呢？
我發現阿姨桌上原本有的幾本書不見了蹤影，包括那本苦難的《紅字》書也消失了。
花子阿姨的命運，似乎也在預示這個家庭的最後敗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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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爆發，高個子男人因資本家的身份，被推上曆史審判台，挨批挨鬥是他生活中惟一的待遇，最終因肺氣腫惡化奪去生命。
母親也被戴上了“資本家黑婆娘”“臭婆娘”“臭小婊子”“臭小老婆”的帽子，才一米五幾的個子，脖子卻掛上十幾斤重的一塊鐵板，腰壓到幾乎貼近地麵，直至全身麻木、淤血。連短暫參加國民黨“婦女指導委員會”學習的經曆，也成為“曆史反革命”的罪證。僅剩的一點金銀首飾都抄沒了。
之後，城建大搞“表忠”一條街，連祖屋也鏟掉了，沒有任何補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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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我妻子臨產。雖然知道母親年輕時做過保育院工作，有這方麵經驗，畢竟不敢奢望她來，但我仍將這個好消息告訴了她。母親即將升格為祖母，我想她會開心的。深一層考慮，也想讓她暫時躲避一下滅絕人性的烽火，來這裏調養一下。誰知母親接到消息，興奮得不得了，表示盡快南下。
妻子則擔心，與我母親沒有共同生活過，能否相處，心中沒數。我勸慰妻子，好則留，不好則分，不必勉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