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女兒在問話時，我之所以會脫口而出“不見”，是因為心中有一個隱痛，可又不便對女兒說。
在第一次拒絕這位母親後，又不知過了多少年，家裏人傳來：說是這個男孩不知犯了什麼錯還是罪，被送去過勞教或是勞改。我當時聽了並不在意，雖然他們不遠在天邊，但在地理上的距離，也離得老遠啊。何年何月才會碰上一次？今日，當他是一個長大了的年輕人真實地出現了，能不麵對嗎？我考慮更多的是：他會是什麼樣子的人？他還會帶有那些惡習嗎？對自己這個家庭會帶來連累嗎？甚至還有自己嚇唬自己的更出格的想法。
終於有一天，他不知道通過什麼方式，電話直接打到家裏我書房的座機上，當時也正好由我接聽。他可能迅速辨別出，這個家裏接電話的惟一男性公民，就是他幾次要找的舅舅。這是我第一次聽到這位二十幾年後突然出現的外甥的聲音，倒是平和，不像是從那種地方出來後人們約定俗成想象的樣子，劣等劣質、粗俗粗暴甚至凶神惡煞。他說，是他外婆特別是他母親要他來找我的。他沒有使用你母親你姐這個稱呼，不知是否有意回避。我還沒來得及詢問怎麼找到這裏來的，他已先說是從衛星電視看到的，知道我在廣州工作。他還說：他媽媽和我曾一起生活過。大概是要刻意強調這件事。我問有什麼事嗎，他說正在深圳一間工廠打工，條件很差，問能不能幫變動一個好一些的工作或工種。我似乎不經大腦思考也未問清他的學曆學業等有關背景，馬上回絕了：現在競爭激烈，深圳那裏，我沒有什麼熟人。看我這個口氣，他再一次說明他外婆也請我這個舅舅幫忙。後來我似乎還說了一些推搪的話，便掛了電話。現在想來，當時，如果經過我的努力，幫這個遠道而來的小外甥僅僅是尋找一個好一點的打工位置，應該說不會太難。但我卻拒絕了，也是在拒絕我的這位母親千裏迢迢帶來的一個預期，也就是第二次拒絕了我的這位母親。不幸的是，這個拒絕還在繼續。
看似不偏不倚，實際上是第三次拒絕這位母親
1999年春，正當我的人生發生重大變故時，大概是晚上十一時多，有一個電話打進家裏，是我接的。這個特別時期，我對接電話，十分小心謹慎，既怕是幹擾，更怕累及他人。對方是一個男聲，問：“謝台長家嗎？”聲音完全陌生，但我回答是他的家，我本人就是。對方自我介紹，他是韶關勞教所的，身邊有個人，說是我的外甥。我問是深圳來的那一個嗎？對方說是，我也沒聽清姓什麼叫什麼名字，想到一定是他。不是有過前科嗎？對方說他犯了事，但沒說明犯什麼事，問怎麼處理，聽聽我的意見。
我當時處於身不由己的處境與氛圍，又碰到這種事，本來心境就淡泊，回答也是不偏不倚，先是解釋：我是過繼給他外婆的，但母子從未在一起生活過，這個外甥也沒見過，也不了解。接著說得更冠冕堂皇，你們還是依法辦事吧，放還是不放，教育後放還是再留，你們定。對方顯然是停頓了一下，回答說：那我們研究研究。
放下電話，我一個人呆呆坐在書桌前，真是曹操未叫曹操到，鬼神未請鬼神到，好事一來，擋也擋不住，壞事一到，躲也躲不了。我自歎背運！
那時，我不可能站在小外甥的角度來思考問題：犯了什麼事，為什麼在那樣的場所，肯定是被抓了，因什麼而抓？如果當時哪怕是簡單問明一下情況，或說上一兩句化解的話，諸如事情嚴重不？是否初犯？是否以教育為主？至少是盡了一點責任，盡了一個努力。況且，對方主動給你這個當時還當政的台長打電話，除了為了證實外甥的真實身份，問題也肯定不會嚴重到哪裏去，不也還含有救助之意嗎？然而，你說的是另外一番話。外甥最終是放還是留？是當晚，或是第二天？還是很長時間……我實際上是放棄了一次對外甥力所能及的幫助，也再一次拒絕我這位母親對寶貝外孫的慈愛，也就是第三次拒絕了這位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