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貫徹黨的三中全會精神，我們縣有許多工作還做得很不夠。比如同我們鄰縣的順德比較吧，他們在承包魚塘等方麵就做得比我們好，責任製也比我們落實，至於說其他，我們也不是在每一個地方都強過人家，例如全省工副業收入最高的三個公社，第一是順德的沙滘，第二又是順德的勒流，第三才是我們的南海大瀝。”
縣委宣傳部的負責同誌列舉了一條條理由，希望我們改變對縣委領導班子的采訪。
看來是不能強其所難了。那一晚，我們合計到半夜。
第二天一早，宣傳部和縣委辦公室的領導同誌說：“那樣吧，你們既然來了，為啥不先下去看看?下麵有許多想富、敢富、會富的能人!有許多新風、新事、新麵貌。”
就這樣，我們改變了原來的采訪要求，走馬觀花地在南海跑了五六個公社——大多數還不是最富裕的公社，浮光掠影地接觸了幾十個幹部和社員——他們雖然也並不全是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然而，我們從基層獲得的大量感性材料中，仍能清楚地感應到縣委領導班子富有活力的神經，觸摸到他們的思想、作風、幹勁的脈搏。我們所到之處，都無不聽到對縣委，對縣委書記梁廣大同誌衷心的讚美之詞：
“沒有敢於貫徹三中全會精神的縣委，就沒有全縣社員致富的今日。”
“梁廣大同誌有經濟頭腦，不愧是幹銀行出身!”
……
群眾的眼光是雪亮的。事情是那樣明顯，如果沒有解放了思想的、得力的縣委一班人，如果沒有采取一係列摒棄了“左”的影響的明智的政策，全縣上下一齊為致富而朝著一個目標努力，那麼，南海的麵貌，就一定不是今天這個樣子！
真巧，當我們準備離開南海的時候，他們全縣的又一次三級幹部會議恰好開始召開。剛來時，我們聽縣裏的同誌介紹過，這次三級幹部會議主要是找差距，進一步落實和解決責任製與調整生產布局的問題。南海仍大有潛力可挖！比如對稻田，今年他們絕大多數生產隊都沒有包下去。現在，他們準備根據不同的情況、條件，采取多種形式，在生產隊統一經營下，實行專業承包，聯產計酬。另外，他們準備在完成全縣糧食上調任務的前提下，拿出一點耕作條件不理想的村前村後的“雞口田”、低窪田改魚塘。全縣改它三兩萬畝，加上積極開展多種經營，那樣，人平多收幾十元，並不是太困難的事。今年，他們全縣的人平收入約可達三百六十至三百七十元。縣委決心奮鬥一二年，盡快搞到五百元。
這是一個多麼鼓舞人的數字!這數字，對於南海人來說，已經不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樓的奇觀!我們深信，這個日子在南海八十萬人民勤勞的雙手努力下，一定會到來!
親愛的讀者，到那時，如果你重到西樵山遊覽的話，可千萬別忘了鳥瞰一下南海這花團簇錦的大地，千萬別忘了看一看南海的新的變化。那時，我們也一定會重訪南海，重新站在這西樵山之巔，向這片可愛的土地和可敬的人民，奉獻上我們這個報告文學的續篇，作為對南海的最誠摯的祝福!
1981年11月—12月，南海—廣州。報告文學·綠意初綻綠意初綻
如果把筆者的感情比做一團帶電的雲，能擊撞出雷電的，就意料不到地落在了我的稿紙上。所以我常常會寫出自己計劃以外的題材。不是我選題材，是題材撞上了我。
——黃宗英：《與人物共命運》
引子
我們這些中年知識分子，似乎有點疲累。繁雜的工作任務，沉重的家庭負擔，大量的寫作任務，幾乎耗去了大部分的精力。有時候，還不得不要用孱弱的身子，去抗衡一下無端挑起的是非。自然，像大海的潮汐運動一樣，人的精神狀態，也不會永遠處在一種強力節奏之中。在人生的廣漠生活原野上，總會有閃光的綠葉；在心靈世界的一隅，會有一汪寧靜的秋水。比如，每當黃昏消逝之後，在柔和的燈光下，我們展讀《羊城晚報》，就有一種賞心悅目的感覺。第一版的社會新聞、第三版的體育專欄、第四版的某些國際新聞人物介紹的連載，在讀者中頗有影響。
今天，一九八二年七月十六日，《羊城晚報》一版頭條新聞，將我們吸引住了。這條消息的題目是：《六戶農民承包一個農場》。開頭一段寫道：
廣州市郊東圃公社珠村大隊的一個瀕臨解體的農場，由六戶農民承包後，經過近兩年時間的精心經營，現在麵貌已完全改觀，呈現一片興旺景象。
下麵是隊辦和承包的兩個數字對比：
原來的隊辦農場是一九六四年由大隊劃出四個半荒山共四百畝麵積的山地辦起來的，……但因生產老是上不去，累計虧損額達十萬元之多。
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三日，該大隊把農場以專業承包的形式交給珠村十三隊……六戶人經營。……兩年來，該場出售肉豬、雞、牛奶、厘竹、米酒、水果和其它農產品總收入達九萬元(純收入為六萬八千元)。這段時間，上繳大隊三千六百元，向國家繳納稅金三千四百八十元，給信用社還利息一千八百五十元。除此之外，他們還添置了一台三噸半的汽車，一台手扶拖拉機，三部摩托車，四台抽水機，兩台鼓風機，還購買電視機、收錄機各一部。現在，全場固定資產和流動資金共達十三萬元……
讀著這則報道，我們的腦際馬上閃過一個想法：這是一樁新生事物！是巨變激流中的一朵浪花！前一段，我們的足跡走過“富甲天下”的南海，亦未聞有農民承包農場的事。我們想，這種事目前即使在全省，也是不多的。它的出現，無疑會給農村的經濟結構變化帶來某種影響。於是，我們決定暫時放下正在動手寫的另一篇報告文學，願在反映農村現實生活方麵，有新的追尋。
第二天，我們到了廣州市郊區區委，找到參加采寫這條新聞的梁上燕同誌，想進一步了解具體情況。梁上燕約四十歲年紀，一對眼睛忽閃忽閃的，給人以一種質樸、熱情的印象。她掌握的材料很多，說話聲音很大。最後臨分手時，她忽然降低聲調，近於耳語似輕輕地對我們說：
“承包農場的六戶農民，實際是一個家族的三代人，長者是一個摘帽地主。”
她說這段話時，不知是思想有某種顧忌，還是對事情本身感到新奇，語氣中帶著一種神秘的色彩。
可是，我們卻仿佛從她的話語中發現了什麼，禁不住追問道：
“報上為什麼沒有寫上這一條?”
梁上燕笑了笑，向我們透露了另外一些情況。這更引起了我們對這個農場的興趣，對黨的三中全會後農村政治、經濟變革的熱切關注。
一個星期後。星期日。我們驅車前往這個眾人矚目的農場，希望通過實地考察，找到一個準確而又完滿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