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想到這些，他的心就顫動了。
是的，人民給了我們一百五十萬，一分一厘都不能花得冤枉，一釘一木都要用得其所嗬!這樣一筆巨款，得找一個可靠的理財能手!
他思考著—— 一望到紅樓前高聳的腳手架，就思考著；一聽到運材料的汽車喇叭聲，又思考著。一天，查房時，一位熟悉的病人對他說起，自己有一個外甥，早年在湖北大學金融係畢業，曾主管過一個大水庫工程的財務，後一直在省水電局當副科長，是個“財務通”；早兩年為了女兒頂職，退休在家閑著……李振權聽了，白口罩一拉，立即提出約見他。
幾天後，基建辦新添了一張辦公台。老“財務通”上班了。李院長先請他幫忙核對賬目。不但核對基建賬，也核對其他工程項目支出賬。算盤珠子一撥，賬單一翻，幾筆“糊塗賬”一一被查出：一樁是安裝空調設備費，多付給人家一千五百元；另一樁是工程費，白白丟掉幾百元；還有一樁，付附加費時有一項重複付款。三項共追回二千多元。
初戰告捷!基建仗迅速而又順利地展開。五百張病床的目標，看來是指日可待了。可是，放療設備呢?
李振權來到對外經委，開門見山就說：“我是來申請開設對外門診的。自己賺取外彙來添加設備。”
他的要求很快被接受。可是，在我們國家要辦成一件事，又談何容易！主管外彙的上級部門同意了，可主管業務的一個領導機關卻不批準，理由是：“你們醫院省內都滿足不了，談何對外開放?”
李院長一聽，怔住了。他據理力爭：
“黨的三中全會號召我們解放思想，將經濟搞活。廣東麵臨港澳和海外，可以而且應該實行特殊的經濟政策；隻有對外開放賺取外彙，才能最快地更新設備，滿足省內外病人的要求。”
上級機關的人仍然不放心：“那你們開放後，能保證不影響門診數量和對內床位嗎?”
李振權覺得問題提得又好氣又好笑：“你不開放對外門診，那些華僑、港澳同胞病人照樣來看病、住院。”他打開一個筆記本，將一串調查得來的情況，擺了出來；一、每天華僑與港澳同胞來看病的約三十人；二、這些人與國內病人擠在一起，常常叫苦不迭；三、醫院中常有個別私心重者，以幫掛號、“走後門”先診等手法，去套換這些人的外幣。這樣帶來的後果是，秩序混亂，外彙流入私人手中，政治上還影響我們的聲譽。最後，李振權胸有成竹地說：“開放了，不但對國內不影響門診數量，相反秩序會更好。”
上級經過再三研究，終於點頭認可。
李振權接到批準通知那天，馬上找到總務科長，來到大門口那個堆放雜物的大房裏，端詳著，核計著，完了，他抬起手腕看了一下表，說：“今天是星期五，請你組織人力突擊三天，下星期一，對外開放門診就在這裏開張。”
連夜，一件件雜物被搬走了，布滿灰塵的地板掃淨了，牆壁粉刷上米黃色，窗戶加了網紗，兩盆鮮麗的瑛丹，舉著花束，立在門前……就這樣，醫院隻抽了一個醫生、兩個護士和一個工人，就將這對外門診診室搞得井然有序。那些來自海外和港澳的病人，到這裏隻要花兩塊錢手續費，掛號、取藥都有人代辦；診病、治療有人引路、陪同。今年二月，他們又根據病人的需要和醫院的能力，騰出七間房子，辦起了對外開放病房。
不到半年的時間，李院長提議和主辦的對外門診及病房，共創外彙四十多萬元。他們準備用這筆錢，再進口一台鑽一60治療機。到時，連同國家撥外彙購進的一台，再加上原有的老設備，放療人數將比現在增加一倍以上，基本上可以滿足病人的需求。以前那種因設備能力不足，將鼻咽癌病人一期拖到二期，二期拖到三期，三期拖到晚期的可怕情景，再也不會重演了。這對廣大癌腫病患者，是一個多麼大的福音嗬!
院長、“花王”及其他
從一個主任醫生變成一院之長，李振權的工作性質和對象都發生了極大的變化。他是如何將各項工作協調統一起來的?我們可以來看看他辦公室玻璃板下，壓著的一張工作日程安排表：日期安排星期一參加門診星期二下鼻咽癌症區查房、會診。星期三下放射治療科。星期四下手術室做手術。星期五辦公會（綜合研究全院問題）星期六院周會（彙報本周和布置下周工作，會後查房。）［附注］每天早上8：00—9：00，為處理日常事務和接待來訪時間。這張日程表，是他全盤工作的一部和諧的樂章，又是他聯係群眾的橋梁，是他繼續向腫瘤醫療高峰奮進的階梯。
今天是星期五。辦公會開得簡潔、緊湊而又解決問題。會議一結束，李院長又穿上白衣工作服，腳步匆匆地向住院部大樓旁的花圃走去。
“沈師傅，你的花種養得不錯喲，你看這株蘭，五槍、六槍，真棒!”李院長誇讚著。
沈師傅一個人正在搗花泥。他是醫院裏唯一的花工，四十八歲，從小就與花打交道，尤善育蘭，人都稱他“花王”。他每天種花養花，但自己的生活卻沒有鮮花那樣的芬芳。一九五七年，他還在大學讀書時，便被錯劃成右派，後來回到廣州一個街道小廠工作。白天上工，他受人監督，勞動!改造！下了班回到家，就悶聲不響地鑽進天台上那花卉栽培的天地裏。他運用在大學裏學到的生物知識，以及祖傳的種蘭經驗，寫出了《廣東蘭蕙》一書，成為市園林學會下屬的蘭花協會一名出色的會員。這在老沈的生活中，仿佛又升起了一縷陽光。可是，它剛穿透烏雲，照到麵前，又忽而被一場風暴驅散了。一九七○年開始的“一打三反”運動，他僅因為講過江青的一句“壞話”，就被判刑五年!粉碎“四人幫”後，“花王”的問題雖然平了反，但二十多年的坎坷在他心靈中刻下的創傷也確是太深了，他依舊寡歡少言，隻是默默地勞動，搗泥、剪枝、澆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