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區征收公糧，從1939年到1941年，由5萬石、9萬石到20萬石，年年大幅度增長，1942年還沒有公布征糧數字，群眾的不滿情緒就已經公開流露了。1941年6月，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天下大雨，會議室突然遭到雷擊，縣長李彩雲被擊死。事後一個農民說：老天爺不長眼，咋不打死毛澤東？問這位農民為什麼？他說公糧負擔太重了。毛澤東聽到後，說農民交公糧，還要交公草，還要運輸公鹽，負擔確實很重，建議研究減輕群眾負擔，並提出了豐衣足食，自力更生，開展大生產運動的號召。那位罵毛澤東的農民不僅檢討了錯誤，而且還要代毛澤東交個人的生產任務。這樣的民主作風受到人民的歡迎是在情理之中的。共產黨在這一時代的領導權也就是人民“同意”的領導權。
進入人民共和國之後，進一步純潔社會生活的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禁娼、禁毒、“三反”、“五反”，懲處反革命，抗議帝國主義罪行，成立高級社，對城市工商業的社會主義改造等，建立並鞏固了更純粹的社會主義、集體主義的道德觀念和理想。在“跑步進入社會主義”的狂歡慶典中，不僅工人、店員、手工業者深懷發自內心的喜悅，上海市的不苟言笑、舉止沉穩的資本家也穿著西服扭起了秧歌，他們的家屬拿著鮮花跳起了集體舞。“紅色資本家”榮毅仁與記者有這樣一段對話：
記者：您作為一個資本家，為什麼選擇了社會主義道路？
榮毅仁：是的，我是一個資本家，但我首先是一個中國人。昨天，我的全家都出動了。我的愛人出席了全市工商界家屬代表會議，她參加這次會議的籌備工作，已經忙碌好多天了；我的弟弟出席了工商界青年代表會議，他還要去北京參加全國工商界青年積極分子大會；我的三個在中學念書的孩子出席了工商界子女大會。他們都在上萬人的大會上講話，擁護共產黨，感謝毛主席，不僅喜歡社會主義，還盼望早點實現共產主義。
記者：消滅剝削，廢除資本主義製度，對於您失去了什麼？得到了什麼？
榮毅仁：對於我，失去的是我個人的一些剝削所得，它比起國家第一個五年計劃的投資總額是多麼的渺小；得到的卻是一個人人富裕、繁榮強盛的社會主義國家。對於我，失去的是剝削階級人與人之間的爾虞我詐、互不信任；得到是作為勞動人民的人與入之間的友愛與信任，而這是金錢買不到的。因為我積極擁護共產黨和人民政府，自願接受改造，在工商界做了一些有利於社會主義的工作，我受到了政府的信任和人民的尊重，得到了榮譽和地位。從物資生活上看，實際上我沒有失去什麼，我還是過得很好。這就是社會主義道德理想不可抗拒的魅力。但也正是在同一時代，另一種傾向也在悄然地發展著。這就是毛澤東不斷發動的對於知識分子思想的整肅運動。毛澤東對知識分子似乎總是缺少信任，一方麵他希望知識分子能夠真正地走向革命的道路，幫助共產黨實現建立現代民族國家的整體目標。
因此當知識分子表達了向往革命願望的時候，毛澤東是可以劄賢下士的。延安時期，毛澤東與丁玲、艾青、蕭軍、舒群等文化人的交往，都表明了他的胸懷和氣度。但是，當知識分子表現出另外一種性格的時候，毛澤東則會毫不猶豫地拋棄他們。在毛澤東看來，知識分子的“不潔”是與生俱來的，他們時不時就會翹起尾巴，他們隻會誇誇其談。毛澤東對知識分子的惡劣成見，很可能與他對王明教條主義的痛苦記憶有關。在王明之前，他似乎還沒有表現出對知識分子情感上的怨恨。這一痛苦記憶仿佛使他從骨子裏認清了知識分子的劣根性。因此，建國以後曆次思想批判運動幾乎都是以知識分子為對象的。不僅對黨內知識分子不斷地進行整肅，就是對黨外的知識分子的不同意見，毛澤東也開始喪失了傾聽的耐心。1953年，毛澤東與梁漱溟的交惡，典型地表現了“文化領導權”向“文化霸權”的轉化。在政協擴大會議上，周恩來作關於梁漱溟問題的長篇報告時，毛澤東不斷插話，說跟他這個人打交道，是不能認真的。這個人沒有邏輯，隻會胡扯。並說他是個用筆殺人的偽君子。這一情形與延安時期能認真傾聽一個農民的怨恨謾罵相比，已經是恍如隔世了。
值得注意的是，曆次思想整肅運動，都要通過傳媒播散到全國，無數次的重複使幾乎所有的人都堅信了傳媒的真理性，因為所批判的對象有悖於正在建構的社會主義道德。沒有人會懷疑批判《武訓傳》、胡適、俞平伯、胡風、右派等的政治複雜性。而這時的傳媒已經完全在國家的控製之中，民間的、同仁性質的報刊已經被全部關閉。甚至黑板報、標語乃至民間文藝等在民間傳播的媒介，也因流於對主流傳媒的簡單“轉述”而形同虛設。在不斷的整肅過程中，一方麵建立了新的社會秩序，進一步純潔了社會主義的道德，一方麵也確立了毛澤東無可替代的權威地位。
1961年9月，蒙哥馬利元帥訪華時，他曾以“不引人注意的方式”突然向普通中國人提問“最擁護誰？”，得到的回答無一例外的是“毛澤東”。這種心態是“惟一”的。因為他們相信，毛澤東就是真理的化身，是人民利益無可懷疑的代表，他一個人的思想足以處理所有的公共事務和問題。這種絕對的“文化領導權”雖然仍被人民“熱烈地讚同”，是因為作為“屬下”的人民已別無選擇。“屬下”在這時是不能說話的。但是，就在這一領導權達到極至的時候，也正是危機到來的時候。“文化大革命”在這樣的基礎上展開，也同樣因這樣的基礎而導致失敗。社會主義道德在不斷的淨化中演變為一種道德的牽製力量，它不再是一種詢喚和感召，而變為一種向人性和道德宣戰的實踐。社會道德的淨化，是以排除全部日常生活為代價的，任何與人相關的情感和欲望，都被視為是“不潔”和不道德的。這時，“文化領導權”事實上已為占統治地位的意識形態所替代。這是道德理想走向幻滅重要的原因之一。
大眾文學與社會主義文化空間的建構
文學生產與文學消費，在精英主義立場看來是存在等級的，能夠接受、欣賞“真正的藝術”的人隻能是少數。持有這一立場的人認為：“任何一個時代，都隻有極少數人能夠徹底辨認和欣賞文學藝術，並能夠主動地、獨立地進行識別和判斷。
另外，還有稍多的一部分人（在整個社會仍占少數），能夠支持第一類人的識別和判斷並產生真正的共鳴……這一少數群體是我們賴以吸取過去經驗精華的保證；他們使傳統中最為含蓄也最難保存的一部分遺產存活至今。”這一立場雖然顯示了一種清高並含有對另一種文化並不掩飾的輕慢。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那種對“最為含蓄也最難保存的一部分遺產”能夠存活至今的略有感傷、也略有欣慰的表達中，也恰恰委婉地道出了這一文化無可挽回的或正在衰落的事實。在這位英國文化批評家提出這一看法的10年前，中國爆發了一場舉世矚目的五四運動。這場運動的“總司令”陳獨秀在《文學革命論》中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義”即推倒雕琢的阿諛的貴族文學，建設平易的抒情的國民文學；推倒陳腐的鋪張的古典文學，建設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推倒迂晦的艱澀的山林文學，建設明了的通俗的社會文學。並進而指出，“際茲文學革新之時代．凡屬貴族文學、古典文學、山林文學，均在排斥之列。”這種絕對的姿態雖然極大地推動了文學的進步，但已付出了難以挽回的代價。這裏想要指出的是，這些精英分子不僅對“最為含蓄也最難保存的”文化遺產沒有任何留戀和感傷，反而因群起而攻之體驗了一次淋漓盡致的快意恩仇。至此，那位英國學者意義上的文化遺產在中國便為另一種文化——大眾文化所替代。
大眾文學是大眾文化最具代表性的一種形式，而通俗小說又是大眾文學中最有影響力的文體。這一文體在精英立場支配下的文學曆史敘事中，盡管表達得很不充，分，甚至多有輕慢，但事實上它在民間的影響力遠遠超出了文學精英的想象。這與民間對文學的理解和接受是大有關係的。八十年代末期，陳平原在《中國小說敘事模式的轉變》中，曾分析了“史傳”、“詩騷”入小說的中國古典小說傳統。他分析說，“詩騷”傳統自然與曆史形成的詩歌正統地位有關。不在小說中寫幾句“有詩為證”就會顯得作者很沒文化。另一方麵，則是中國小說形式的發展受到曆史著作的深刻影響。以致於金聖歎、毛宗崗、張竹坡等在評《水滸》、《三國演義》、《金瓶梅》時，無不以《史記》相類比。~這一傳統不僅為文人階層普遍認同，而且在普通讀者那裏也是一種流行的“意識形態”。袁宏道在《東西漢通俗演義序》中說：
“今天下自衣冠以至村哥裏婦，自七十老翁以至三尺童子，讀及劉季起豐沛，項羽不渡烏江，王莽篡位，光武中興等事，無不能悉數顛末，詳其姓氏裏居，自朝自暮，自昏徹旦，幾忘食忘寢。”由此可見普通讀者不僅對曆史故事興致盎然，而且也多把小說當作曆史來讀。
進入當代之後，把小說當作“曆史”來理解的傳統，不僅在民間仍然普遍存在，他們堅信《三國演義》就是“三國”的曆史，這一認同使這部通俗小說比《三國誌》還要“真實”地書寫了“三國的曆史”；而且，文學創作也將“史傳”傳統在通俗小說的創作中再度複興。於是便出現了創作與接受、生產與消費相適應的關係。當然，這一局麵的形成，背後隱含了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多年探索、實驗、積累的及其複雜的過程，同時也是延安經驗由局部放大到整體的成功實踐。值得注意的是，進入共和國後對文學藝術的具體指導，已不像延安時期必須由毛澤東事必躬親，當他在延安時代確定的關於文學藝術的思想路線在戰時得以貫徹實行，並取得了極大的成功之後，這一思想路線的執行者理所當然地認為仍然適用於共和國。他們在執行的過程中雖然沒有、當然也不必要添加創造性，但在他們的努力中這一思想路線卻得到了順利的落實。盡管文學藝術領域被認為是個自由的領域，但文化領導權的理論中，這一“自由”曆來是有限定的。
不僅列寧、毛澤東有過專門的論述，在葛蘭西那裏，他也認為這一自由是應該“從確定文化政策的方向上去設想這種自由”，“個人的主動精神應當是有紀律、有程度，以便使他們必須經過學院和各種文化機構的篩選，隻有經過了一個挑選的過程之後才被公開出來。”葛蘭西的文化領導權理論，特別是對無產階級取得了政權之後的論述，與列寧和後來的毛澤東並沒有區別，因此，葛蘭西也就沒有為無產階級奪取政權之後實行文化多元主義提供相關的理論資源。而對於已經具有了豐富的文化領導權經驗的中國文藝官員來說，如何進一步推廣這一經驗並為城市民眾所接受，已經列入了時間表。對於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來說，在大眾文學中要滲透和體現的就是民族性、獻身理想和階級鬥爭教育。
1949年9月5日，人民共和國尚未宣布成立，但文藝界“爭取小市民讀者”的工作已經先期展開。這一天，剛剛組建不久的《文藝報》邀請了平津地區過去常寫長篇小說的部分作者開座談會。會議主席陳企霞說會議的意義就在於研究通俗小說形式的寫作經驗和讀者情況，討論怎樣改革這種形式。“不管哪一種形式，當其被很多人所歡迎和注意上時，我們就不能置之不問。”對通俗文藝的關注，不僅與延安經驗相關，而且同時注意到了“在敵偽和國民黨統治時代，這種小說盛極一時。
各個報紙副刊搶著登這一類小說。印刷廠排字工人也搶著排這一類稿子。好多店員一翻開報紙首先看昨天沒有讀完的小說。”因此與會的趙樹理說：“哪一種形式為群眾所歡迎並能被接受，我們就采用哪種形式。我們在政治上提高以後，再來研究一下過去的東西，把舊東西的好處保持下來，創造出新的形式，使每一主題都反映現實，教育群眾，不再無的放失。”但如何才能在政治上提高呢？他“希望大家詳讀每天的《人民日報》的社論和新的文藝理論書籍”。因此，大眾文藝或通俗文學成為共和國時代的主要文藝形式，不僅這一形式是大眾喜聞樂見的，重要的是它對於進一步鞏固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建構社會主義的文化空間所具有的功能性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