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各級人民政權從誕生的那天起，就不斷麵臨著顛覆與反顛覆的鬥爭。
現實生活中對共和國的各種暴力報複屢屢發生。1951年元宵節那天，湖南陵零縣7000多人集會歡度節日，下午1時卻發生了震驚全國的縱火案，燒毀房屋1023間，3人燒死、16人燒傷，．受災人口2000餘人。這起縱火案就是國民黨特務所為；在日常生活中，不法奸商為了私利用腐爛的棉花作成“急救包”，高價賣給誌願軍，用壞牛肉製罐頭、用發黴的麵粉製餅幹、往鹹菜裏摻沙子，並對揭發者大肆報複。國際上，朝鮮戰爭正在進行，美國建立起了對台灣的軍事保護傘。新生的共和國麵臨著的真正威脅，就是複辟與外侵。在這樣的形勢下，毛澤東命令公布實施《懲治反革命條例》。條例指出，對各種反革命首要分子，對解放後繼續從事反革命活動的特務間諜分子，將從重處理。先後遭到鎮壓的反革命分子已很難統計，但資料表明，僅廣東一省，1950年10月到1951年8月期間，就處決了28000餘人。周恩來在1957年發表的一篇演講中說，政府直至1952年公開處理的、數目未經公布的反革命案件中，有16.8%的反革命分子被判處死刑。42.3%被判處“勞動改造”，32%被判處接受“監督”，8.9%隻需接受“再教育”。@這些數字不能不令人感到震驚。
在革命的急風暴雨的時代，“敵人”這個概念是清楚的，他們是惡霸地主，是漢奸和拿槍的與人民為敵的人。這些人是可以激起階級仇恨的。但對隱蔽的階級敵人的識別，人民還沒有形成可供判斷的符號記憶。但文藝作品在這方麵起到了不能替代的作用。《徐秋影案件》和《鐵道衛士》形象地提供了新時代“階級敵人的麵孔”。“徐秋影案件”曾是震驚全國的“反革命殺人案”，這一真實的事件搬上銀幕，對全國人民無疑起到了極大的教育作用。年輕漂亮的女職員徐秋影在一個雨夜被槍殺，偵案人員在被害人的日記中發現了偵破的線索，中國“第一號女特務”終於暴露在全國人民麵前。然而誰也沒有想到，這個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故事，在現實生活中卻發生了意想不到的“戲劇性”逆轉：1987年7月6日黑龍江省高級人民法院宣布，對所謂“邵玉魁特務案”進行徹底平反，故事中女特務的原形邵玉魁無罪。
‘當時，已經68歲的邵玉魁流下了百感交集的熱淚。很少有人會想到這位飽經苦難的老人是如何堅強地活到平反這一天的，但是，那個時代看過《徐秋影案件》的人，卻都記住了那個作為敵人的“女特務”。也正是從那個時代起，“特務”這個概念，就成了暗藏的階級敵人能夠浮現於眼前的具體形象。她和《鐵道衛生》中那幫顛覆列車、企圖變天的階級敵人一起提供了人民對新時代敵對勢力的“集體記憶”。
莫裏斯·梅斯納曾對比了法國和俄國革命後的各種統治中所殺掉的人口，也比較了蔣介石的白色恐怖中處決泛濫和1949年之前中國人死於營養不良的事實。但他接著寫到：“我們進行這些以死亡為主的比較並不是要為革命辯護，而僅僅是為了在一個既不容易適合於道義上的自滿自足，又不容易適合於道義上的義憤的問題上，保持某種程度的曆史觀點。在大多數的革命局勢中，人們不是在恐怖和無恐怖之間進行選擇，而是在革命恐怖和反革命恐怖之間進行選擇；而且既然中國在過去幾十年間曾經飽受反革命恐怖之害，所以人們不應該迫不及待地對革命恐怖進行道義上的譴責。”這位異國專家的話也許不無道理，但是，他如果對當代中國曆史真正了解的話，那麼他也同樣應該指出，這一恐怖並不是偶然的曆史現象。也許，正是因為這種現象的連續性，才造成了中國政治和精神生活的格外緊張。不隻是《徐秋影案件》、《鐵道衛士》，包括電影在內的大眾文化傳媒，在當代文藝史上對階級鬥爭的宣傳始終是常抓不懈的主題。也正是在這樣緩進的浸潤中，階級鬥爭因其血腥而被人們普遍警覺著。但這時人民的“同意”顯然是身不由己的。
三、反城市文化的現代化悖論
城市是現代化的產物，也是現代化的象征。高樓大廈、商貿中心、巨幅廣告、摩登女郎、股票交易等城市符號，表達了人類社會對現代化的理解。或者也可以說，人類社會的現代化過程，事實上也就是城市化、商業化的過程。但是喧囂熱鬧的城市本身就是一個巨大的悖論：一方麵，它的各種符號——包括城市地圖、街區分布、各種標牌明示的場所：商店、飯館、劇場、咖啡店、酒店以及處理公共事物的政府部門，這些不同的城市符號仿佛都在向你發出邀請和暗示；另一方麵，城市的這些符號又是一種冷漠的拒絕，它以“陌生化”的環境——建築環境、語言環境、交往環境等拒絕了所有的“城市的他者”。因此，城市以自己的“規則”將其塑造成了一個暖昧的、所指不明的場所。
對於有著強烈的農民文化記憶的中國的社會主義者來說，對城市的看法一開始就是十分複雜的。城市既是商業文化中心、行政管理中心、現代化的表意符號，同時又是引誘享樂、聲色犬馬、腐敗墮落、香風毒霧的所在。對城市的占領是革命取得最後勝利的象征，但對城市的警覺排斥和耿耿於懷又是揮之不去的。因此，對於城市的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就成為革命後的一個重要問題。在進入城市之前的1949年3月，毛澤東就宣布：“黨的工作重心由鄉村移到了城市”，“必須用極大的努力去學會管理城市和建設城市。”同時他又告誡全黨：“因為勝利，黨內的驕傲情緒，以功臣自居的情緒，停頓起來不求進步的情緒，貪圖享樂不願再過艱苦生活的情緒，可能生長。
因為勝利，人民感謝我們，資產階級也會出來捧場。敵人的武力是不能征服我們的，這點已經得到證明了。資產階級的捧場則可能征服我們隊伍中的意誌薄弱者。可能有這樣一些共產黨人，他們是不曾被拿槍的敵人征服過的，他們在這些敵人麵前不愧英雄的稱號；但是經不起人們用糖衣裹著的炮彈的攻擊，他們在糖彈麵前要打敗仗。我們必須要預防這種情況。”對毛澤東的這種警覺和告誡，莫裏斯·梅斯納曾作過如下分析：“雖然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們起初是來自城市的知識分子，但是，在那些經曆過長期革命的嚴峻考驗而幸存的領導人中，大多數是在農村的窮鄉僻壤生活和戰鬥了二十多年；而且，對於那些農民幹部來說，城市是完全不熟悉的陌生地方……此外，伴隨著不熟悉的是不信任。以集合農村革命力量去包圍並且壓倒不革命的城市這種做法為基礎的革命戰略，自然滋生並且增強了排斥城市的強烈感情。在1949年以前，那些革命家把城市看做是保守主義的堡壘，是國民黨的要塞，‘是外國帝國主義勢力的中心，是滋生社會不平等、思想墮落和道德敗壞的地方。1949年，他們既是作為解放人員，又是作為占領人員進入城市，而對於那些對革命勝利貢獻很少的城市居民來說，同情和很大的疑慮是交織在一起的。這種把革命的農村和保守的城市一分為二的想法，是全部革命經曆產生出來的，這個想法在毛澤東主義者思想中已經成為根深蒂固的觀念。革命遺留下來的這種思想殘餘，後來在新執政者處理人民共和國曆史上一個重大問題（城市和農村的關係問題）時，在方式方法上發揮了作用。”對於執政者來說，一方麵要實現現代化，並用“五年計劃”的方式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列出了時間表。
另一方麵，出於革命曆史經驗，他們認為隻有保持“非城市化”的生活方式——革命戰爭時期的艱苦樸素的作風，才能保有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者的本色，才能與資產階級的生活方式保持必要的距離。這是一種典型的前現代社會的思想方式，在實現現代化之前，描繪前景並奮力實踐，展現勃勃雄心是這個時代的一大特征，就像普通的農民，一個“發家致富”的口號，就可以調動全家乃至一個階級的激情和奮鬥的信念。因此，在思想文化領域、意識形態領域反城市的傾向，是中國農民文化在社會主義初期的一種緊張的反映。這種“保守主義”的城市態度，作為主流思想和統治思想的一部分，一方麵緩解了官僚主義、權力腐敗的進程，提高了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效率；另一方麵，也延緩、阻礙了城市化的進程。商業化是現代城市的主要特征之一，它具有組織消費、引領時尚、促進流通、加快生產周期的功能，但同時它也具有社會主義思想所要抵製的、毛澤東曾告誡過的、須引起注意的“軟化”功能。
“社會主義現代化”的思想和實踐，有著鮮明的道德理想主義的內容。對這一點，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社會主義傳媒不僅維護了它，而且它們的形象性還無意中放大、誇大了這一道德理想的激情和倫理意思。
1．城市與資產階級的想象關係在反城市化的傾向中，傳媒擁有的話語權，起到了組織文藝生產、引導文藝潮流、推出新人新作的重要作用。在文學藝術領域內，發表刊載文藝作品的重要傳媒，幾乎全部控製在中國作家協會和各省級作家協會。文藝雜誌的主編，都是具有一定革命資曆的革命文藝家來擔當。這些人的文藝實踐和接受的藝術趣味，與反城市的傾向有著天然的聯係。即便是來自城市的文學家和文藝理論家，經過革命文化的熏陶再回到城市後，也不是回到了他們曾經熟悉的趣味和生活，他們是以文化管理者、領導者的身份出現在城市的。因此，在他們掌握的文藝傳媒上，刊載的作品仍然延續了革命時期的傳統，他們對新時代文學藝術功能的理解，仍然沒有超出戰爭時期。
五十年代初期，雖然解放區的作家已經進入了城市，但他們對城市生活的不熟悉和懷有的天然警覺，使他們自然疏離於對城市的書寫，國統區的作家熟悉城市生活，但對新時代的惶惑和迷茫，又決定了他們筆下的慎重。因此，五十年代初期的城市文學幾乎是空白的。即便有些作品寫了城市，也僅僅是農村生活場景的置換，趣味和目的訴求仍然沒有變化，也就談不上城市文學。第一篇具有城市生活意味的小說是蕭也牧的《我們夫婦之間》。這是一篇具有溫和生活氣息和個人趣味的小說，出身於知識分子的男主人公李克表現了與戰爭時期非常不同的精神向往，他希望生活能有一些個人趣味，並努力培育勞動人民出身的妻子張英也能像自己一樣去體驗城市生活的情調。他們產生了矛盾。這種矛盾既是家庭的也是社會性的。男女主人公經過各自的調適又重歸於好。敘述者慎重的以丈夫的口吻敘述情節，注意檢討“我”的小資階級情調，並寫出了妻子新的變化。應該說，這不是一篇多麼優秀的短篇小說，它的簡單和瑣碎在今天看來甚至有些幼稚。但值得注意的是，蕭也牧是第一個試圖表現新時代城市生活感受的作家，也是第一個嚐試新題材寫作的作家。
他敏銳地感覺到了生活環境的變化與人的精神生活要求的關係。對於長期生活於戰爭狀態的作家來說，城市生活無疑是麵臨的新的挑戰。但是，對於充滿了內在緊張的意識形態來說，城市的可疑幾乎無處不在，它處處布滿了資產階級的陷阱。因此，蕭也牧要求的城市生活“情調”本身，就使他處在了一個眾目睽睽危機四伏的境地中。
對蕭也牧的批判，是文藝界自發的一次批判運動，陳湧、馮雪峰、丁玲、康濯等文藝界的重要人物都寫了措辭嚴厲的批判文章。他們把《我們夫婦之間》指認為是一篇“依據小資產階級觀點、趣味來觀察生活，表現生活”的小說；是一篇“對於我們人民是沒有絲毫真誠的愛和熱情的”作品，對於作者來說，“簡直能夠把他評為敵對的階級了”。而丁玲則提出了另一種高度：把《我們夫婦之間》“作為一種傾向來看”。最後，蕭也牧不得不寫了《我一定要切實地改正錯誤》的檢討公開發表。值得注意的是，在批判《我們夫婦之間》的同時，《人民日報》推薦了馬烽的短篇小說《結婚》，並發表了《編者按語》。認為“馬烽同誌的這篇小說，通過兩對農村青年男女的婚事的生動簡潔的描寫，表現了新中國的農村青年，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教育之下，怎樣積極參加社會活動，怎樣正確地處理個人與集體，和生活與政治的關係。
小說充滿新的、樂觀主義的氣息。小說的語言也是中國人民的健康的語言。這是文藝工作者忠實地執行毛澤東文藝路線所產生的、具有教育意義的優秀短篇創作之一。”這不是簡單的對兩篇小說的批判或舉薦，而是對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另一種闡釋，，或者說，對於城市的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的占領，就是農民文化對於城市文化的占領。在批判蕭也牧時推薦了馬烽的農村題材小說，1962年，蕭也牧摘掉“右派分子”帽子，他複出文壇重新有了創作資格後，寫的小說也多為農村題材的小說，如《小蘭和她的夥伴》、《大爹》等所謂“新人物誌”。這一轉變事實上也是對“社會主義文化領導權”必須無條件認同的結果。對蕭也牧的批判，潛在的作用是．作家對於城市生活的理解形成了一個不變的模式，即城市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角鬥場，城市生活中無處不充滿了階級鬥爭的暗示。因此，經過猜想和審慎探索的城市文藝，與資產階級的鬥爭成了惟一可行的寫作模式。
城市與資產階級的想象關係，不僅在小說創作中被誇大，在戲劇創作中就更為直觀。1964年3月31日文化部在北京舉行了1963年以來優秀話劇創作及演出受獎大會。受獎的16部多幕劇中，《霓虹燈下的哨兵》、《年輕的一代》、《千萬不要忘記》是最有代表性的。這三部戲在戲劇衝突和創作心態上多有相似之處：每出戲都有一對性格對立的人物（《霓虹燈下的哨兵》中的春妮與陳喜；《年輕的一代》中蕭繼業和林育生；《千萬不要忘記》中的季友良與李少純），他們分別代表了兩種不同的價值立場和道德傾向。對他們的肯定或否定，事實上也就是社會主義思想文化的立場和判斷。
這三部戲都對生活細節表現出了緊張和焦慮，表現出了對城市的“物”與“欲”和人的享樂傾向的認定、恐懼和排斥。《霓虹燈下的哨兵》通過陳喜扔掉襪子的細節，反映了人物在城市“香風”麵前品質退化的可能和腐化變質的危險；《年輕的一代》通過林育生對大城市的留戀表現了年輕人貪圖享樂、背離艱苦創業傳統的傾向；《千萬不要忘記》則通過日常生活的一份“賬單”，如香煙、皮夾克、毛料服、三鮮鍋貼、罐頭和酒等，表現了丁少純對“物”的追求和享樂思想。在焦慮和緊張的心理驅使下，作者明確地表示了對“物”本身及其追求欲望的否定。而每出戲又都有～個道德楷模和精神導師。道德楷模在情感層麵“動之以情”，精神導師則在理性層麵“曉之以理”，他們共同構成了時代的精神品格和道德目標。《霓》劇中的春妮、路華、魯大成；《年》劇中蕭繼業和未出場的先烈母親；《千》劇中的季友良、丁海寬、丁爺爺，就是上述三劇中的道德楷模和精神導師。在這些肯定性的力量麵前，被“爭奪”的對象最終被感化和得到拯救。其中最典型的是叢深編劇的《千萬不要忘記》。
劇本最初發表時是一個象征性的、富於生活化的題目——《祝你健康》，1963年北京彙演之後，改為《千萬不要忘記》。劇本表現的主題是資產階級對青年一代的爭奪，其焦點集中在電機廠青年工人丁少純身上。丁少純婚後同妻子姚玉娟和姚母生活在一起。姚母曾做過鮮貨店的老板娘，她的生活方式被認定為具有強烈的資產階級傾向，講究吃穿，並直接影響了丁少純。姚母在劇中實際上就是一個資產階級／城市欲望的符號，．她對年輕一代的“健康”成長構成了威脅。丁少純在姚母的影響下逐漸墮落，對“物”的追求欲望逐漸膨脹，從熱衷於吃穿發展為下班時間打野鴨子賺錢。這一墮落導致了嚴重後果，以致於上班時間魂不守舍險些造成重大事故。
與丁少純形成對比的是先進青年季友良。作者通過這一形象“回答了青年普遍遇到的一些問題，這就是如何對待工作，如何對待愛情，如何對待友誼”因此這一形象被認為是具有“思想深度”的。與丁少純相比，季幾乎沒有個人生活欲望和私人空間，他對社會主義公有製的思想堅信不疑。當他得知丁少純在打野鴨子後與姚母有這樣一段對話：
季友良：姚大娘，，少純要是少打幾隻野鴨子，就能換來很多很多的錢！姚母：少打野鴨子怎麼能換錢？
季友良：你聽我說呀；我們研究的這種並頭掛錫的方法要是成功了，能大大提高發電機的質量，減少停電修理的次數，一台七萬二千瓦的發電機，少停一天電，就等於多發出十多萬塊錢的電，兩天就是二十萬！姚母：能劈給你幾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