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仁學的思維模式與陳忠實闡發的‘‘白鹿精神”
理解陳忠實的《白鹿原》，自然要從那隻精靈白鹿人手，它在作品中意味著什麼？它應該是與“仁義白鹿村”的“仁義”二字聯係在一起的，因為儒家的仁學才是陳忠實文學尋根的真正目的所在；但需要特別追問的問題是：仁學的本真涵義是什麼？陳忠實的尋根在多大程度上切合了這一涵義？
首先，應該探討一下儒家仁學的本真涵義。這得從分析“仁”字的原始本義人手。《說文》雲：“仁，親也。從人從二。”段玉裁注：“人也，讀如相人偶之人。”又：“按人耦猶言爾我親密之詞。獨則無耦，耦則相親，故其字從人二。”即是說，“仁”是表示“二人”之間的關係，而且是一種“相親”的關係，這就是儒家仁學的出發點。
一般都認為孔子仁學思想的核心是“仁者愛人”，有人僅從字麵上理解，認為孔子的這一思想可以與西方文藝複興時期的“平等、博愛”思想相媲美。這其實是一種誤解，孔子之“愛人”，不僅有等差，也有範圍，並不是“愛一切人”；但這種等差和範圍，也不是像某些人說的那樣，僅限於統治階級之內。孔子的愛人，首先是圈定在家族成員的倫理關係中，即所謂的“親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禮記·中庸》）也就是說，人的群居生活雖然有各種各樣的人際關係，但最為重要的關係是“親親”。即使在“親親”原則亦即親屬關係中也不是平等關係的“愛人”，而是強調尊從關係的“孝弟”：“孝弟也者，為仁之本與！”（《論語·學而》）將“孝弟”提升到“為仁之本”的高度，足見孑L子對它們的重視。在這裏，“孝”是強調兒子對父親的絕對服從，朱熹《集注》說：“盡事親之道，其為子職，不見父母之非而已。”即在父子關係上，父親不管怎樣做都是對的，可見父子關係是絕對不平等的。“弟”是指兄與弟之間的關係，雖然不像“孝”那樣強調絕對的服從，但兄為“尊”，弟為“從”，其尊從關係的規範，則還是很明確的。
從“親親”原則中即可看出，即使是在家庭親族關係中，孔子所謂的“愛人”，也決不是為了要提倡家族成員的平等相處，倒是恰恰相反，他是為了要“定尊卑”、“別長幼”，以建立“父子有親，夫婦有別，長幼有序”的倫理秩序。在這一井然有序的倫理秩序中，規範好尊從關係是特別重要的。所以，“親親”隻是出發點，“尊尊”才是目的。孔子麵對當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的混亂局麵，他開出的救治良方，首先就是從規範家庭的尊從關係人手；他清楚地看到了：“其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鮮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亂者，未之有也。”（《學而》）有了“孝弟”也就有了“尊尊”之心；能夠“尊尊”，當然就不會“犯上”，更不會“作亂”。那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倫理秩序，也就建立起來了。所以，《禮記·喪服四製》說：“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儒家首先在家族裏麵建構起一個父子、兄弟的三角穩定關係，通過“尊尊”即強調父輩的絕對權力來徹底馴化人的叛逆野性；然後通過“泛愛眾”的途徑將這種關係推廣到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如君臣、師生等上下關係均擬父子，同事、朋友等同輩關係均擬兄弟），使得人們不管走到哪裏都能夠明確自己是尊或從的地位，都有明確的尊從規範所依循。這樣，一張簡單而又嚴密的倫理網就建立起來了。在這張網上，不管人們處於何種位置，不管人際交往是如何地複雜，他所麵對的其實也就是簡單的“二人”之間的關係，他要重點處理的也就是“二人”之間的尊與從問題；隻要每個人都能安分守己地依循這種尊從關係，那麼整個社會也就穩定了。
值得特別指出的是，譚嗣同曾考據出“仁”與“元”、“無”二字亦相通：
“‘元’從二從兒，‘兒’古人字，是亦‘仁’也。‘無’，許說通‘元’為義‘無’，是‘無’亦從二從人，亦‘仁’也。”不管譚嗣同的解釋在字義上是否切合實際，但用來解釋仁學的倫理規範卻是再恰當不過。因為在“二人相偶”的“仁”當中，君與臣、父與子這兩對關係，君、父的地位被極度地拔高，其權力也被極度地誇大，於是就成為“元”；臣、子的地位則被極度地貶低，其權力更是被極度地縮小，乃至於“無”。因此，在“仁”的倫理規範中，雖然是“二人相偶”為鄰，結為同體，但其關係卻是“一人獨尊”。有人在研究儒家的倫理規範時，將這種“二人相偶”的關係稱之為“二元對立”，這其實是不對的，這裏雖然有“二元”，但它們是尊與從的關係，二者之間根本就缺乏平等的相對獨立性，所以也就無法對立起來。
對於這種結構，如果要給予一個切合實際的稱謂，那就應該是“二元同體，一元獨尊”——這也正是儒家仁學之本真所在。
儒家仁學在“二元同體”的關係中，總是強調“一元獨尊”而忽視甚至抹殺另一元，久而久之，這種規範便演化成了一種泛化的思維模式。這種思維模式的特征也就是“二值判斷”中的“一元獨尊”乃至“一元獨存”。用這種思維模式來分析判斷社會生活現象的時候，不管它是如何地紛繁複雜流動多變，總是先簡單地將其區分為美醜、善惡、正邪、優劣等兩極關係，然後肯定其中的一極而否定另一極，使之成為一元獨尊或一元獨存。這在思想領域中最為典型的就是“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什麼要“獨尊儒術”？當時董仲舒向漢武帝提出的理由是：“臣愚以為諸不在六藝之科孔子之術者，皆絕其道，勿使並進。邪辟之說滅息，然後統紀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從矣”（《漢書·董仲舒傳》）。很顯然，董仲舒首先是將百家之學簡單地區分為正邪優劣兩部分，然後再立正去邪用優黜劣，最後隻剩下“獨一”的“統紀”，那麼對廣大的百姓來說，也就可以明確地知其“所從”了。這種正邪分明的簡單歸類和選擇，確實強化了思想的明晰性，很便於用來指導百姓的日常生活，從而使自上而下的大一統思想鉗製變得簡單易行。我們很難想象，像中國這樣的泱泱大國，如果沒有儒家思想的“統紀”，那將如何維係大一統的局麵，很可能也會像歐洲大陸那樣小國林立。因此，從維係大一統的局麵說，儒家仁學理論確實是功垂千古的。但大一統的思想鉗製也排斥了思想的豐富多彩性，從而也就扼殺了人的創造性，使得中國社會的發展緩慢，乃至於到了近代屢受欺淩，從這一意義上說，仁學理論又是遺禍百世的。
還有一種重要的趨勢不容忽視，那就是由“一元獨尊”極容易導致“惟我獨尊”。在“一元獨尊”的思維模式中，事物既然隻能區分為美醜善惡正邪優劣等兩極，那麼確定正確的區分標準，以真正做到褒美貶醜揚善懲惡扶正祛邪選優汰劣就顯得尤為重要。但這種標準由誰來定呢？顯然又是由“尊者”來定的。既然對“從者”來說無論怎樣都隻有絕對服從的義務，那麼標準的選定當然也就用不著考慮他們的願望，所以從孔子開始，都隻是從“己所欲”的角度來單向地思考問題的。孔子的得意弟子曾子曾總結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裏仁》）後來的儒家便根據曾子的這個說法，往往將孔孟之道歸之為忠恕之道。按照朱熹的注解：“盡己之謂忠”；“推己及人之謂恕”。即無論忠、恕，其思維路向都是先從“己”的角度來推及旁人的。關於“忠”的問題此處存而不論。那麼“恕”呢，孔子的解釋是“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衛靈公》）。有人認為這八個字就是儒家仁學的核心，更有人認為有了這八個字就可以治理天下了。
當然，如果這八個字真能治天下，那也不是孔子的原意，這倒很有點老莊無為而治的味道了。孔子的治理之“方”，則還有更積極的方麵：“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已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雍也》）在這裏，孔子首先是將所有的事物分為兩極，一是“己所欲”的，那當然是好的東西，所以就必須“施於人”；一是“己所不欲”的，那當然是壞的東西，所以就不能“施於人”。這兩極的結合同樣隻有“己所欲”的一方能夠獨存。如果社會的每一成員都能夠做到將好的東西施於人而將壞的東西去掉，那麼社會生活就自然變得完美無缺了。且不說這種烏托邦式的理想是否能夠實現，僅就這種思維路向來看就很有問題，因為它隻考慮自己的欲與不欲而不考慮別人的欲與不欲，忽視了人的意願欲望之間的差異性：己所欲的不一定也是人之所欲的，反之亦然；尤為重要的是，已所欲的不一定是好的東西而不欲的也不一定是壞的東西。
即便是作為聖人的孔子本人，也不一定能夠區分得那樣清楚，譬如樊遲向孔子請教學稼與圃的技術，孔子便很不高興，因為這不是孔子所欲的東西，所以樊遲才離開，孔子便罵上了：“小人哉，樊須也！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則四方之民繈負其子而至矣，焉用稼？”（《子路》）這一段話，以前批判孔子的時候，總是以此為據說孔子輕視勞動人民。這倒也未必，對以天下為己任的孔子來說，他自然有著更高的理想。但他因自己的理想而否定了本來應該並存的學稼圃，這也正是“一元獨尊”的思維模式所導致的結果。
其次，陳忠實的尋根在多大程度上切合了儒家仁學的本真涵義？這仍然得從那隻精靈的白鹿談起，因為它是仁學的化身。
白鹿村最為理想最為美妙的生活是在那遙遠的過去，那是由一隻精靈的白鹿帶來的：“很古很古的時候，這原上出現過一隻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瑩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著又像飄著從東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間就消失了。莊稼漢們猛然發現白鹿飄過以後麥苗忽地躥高了，黃不拉幾的弱苗子變成黑油油的綠苗子，整個原上和河川裏全是一色綠的麥苗。白鹿跑過以後，有人在田坎間發現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陰溝濕地裏死成一堆的癩蛤蟆，一切毒蟲害獸全都悄然斃命了。更使人驚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發現癱瘓在炕的老娘正瀟灑地握著擀杖在案上擀麵片，半世瞎眼的老漢睜著光亮亮的眼睛端著篩子揀取麥子裏混雜的沙粒，禿子老二的癩痢頭上長出了黑烏烏的頭發，歪嘴斜眼的醜女兒變得豔若桃花……這就是白鹿原。”（《白鹿原》，人民文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28頁。以後引文隻注明頁碼）似乎是怕讀者對這個故事在白鹿原也就是在這部小說中的重要性估計不足，作者接著又來了一段簡略的描述加議論：“一隻雪白的神鹿，柔若無骨，歡歡蹦蹦，舞之蹈之，從南山飄逸而出，在開闊的原野上恣意嬉戲。所過之處，萬木繁榮，禾苗茁壯，五穀豐登，六畜興旺，疫癘廓清，毒蟲滅絕，萬家樂康，那是怎樣美妙的太平盛世！”（第29頁）可以說陳忠實所描述的就是這個太平盛世從隱約可見到完全消失的過程，也就是儒家仁學所規範的倫理秩序從開始解體到分化崩潰的過程。
一隻柔弱的白鹿為什麼竟有那樣神奇的力量？很多論者都認為它是民族精神的象征，其實，準確的說法應該是倫理規範的象征。它所過之處，一切好的東西便自然而然地生長，一切壞的東西便自然而然地消失，這顯然就是正邪不兩立的一元獨尊的思維模式的反映；白鹿所送給人們的，也就是“己欲立”、“己欲達”的東西，它所祛除的也就是“己所不欲”的東西。但為什麼好的東西的生長與壞的東西的消失都是那樣“自然而然”？這就是倫理規範的威力了。儒家仁學將“二人”之間的尊從關係規範好之後，它並不使用暴力迫使人們服從，在親族關係之內本來就溫情脈脈，也不必使用過激的暴力，所以貫徹這些規範所采用的方法便是以“柔”為特征的：一是通過教化特別是家教的形式；二是通過自我克製和自我反省的形式。白鹿村“仁義”之名的由來，顯然就是以柔克剛的結果，當白嘉軒和鹿子霖血氣方剛，正為爭買李家寡婦的六分水地而大打出手的時候，朱先生的一首小詩就讓他們連連感歎“慚愧”，不僅使白鹿兩家化幹戈為玉帛，還使他們萌發了仁義之心，共同周濟李寡婦度過難關。這樣美妙的結局除了“為富思仁兼重義”（第59頁）之類的規勸之外，還有什麼其他的辦法能達到這樣的效果呢！白鹿精魂的神力也著實在白鹿村顯現過一回，那就是《鄉約》的威力：“白鹿村的祠堂裏每到晚上就傳出莊稼漢們粗渾的背讀《鄉約》的聲音。從此偷雞摸狗摘桃掐瓜之類的事頓然絕跡，摸牌九搓麻將抹花花擲骰子等等賭博營生全踢了攤子，打架鬥毆扯街罵巷的爭鬥事件再不發生，白鹿村人一個個都變得和顏可掬文質彬彬，連說話的聲音都柔和纖細了。”（第93~94頁）這便是白鹿飄過之後，好的東西自然生長壞的東西自然消失的真實寫照，它其實也就是√‘鄉約”深入人心之後所產生的神奇效果，而鄉約也正是倫理規範的細化。可以想見，隻要《鄉約》亦即倫理規範不被踐踏，隻要這樣虔誠的氣氛不被褻瀆，白鹿村就可以安享太平，白鹿的神話就可以化為真切的現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