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太平勝景雖美妙，卻已是落日的餘暉。很快，神聖的“鄉約”成了官名，村上的行政權從族長手上剝離出去，鹿子霖終於可以與白嘉軒平起平坐了——仁學所規範的尊從關係開始走向失範。
隻是，鹿子霖的這一“平起平坐”並沒有給他帶來好運，反將他推向了十分尷尬的地位，在往後的日子裏，白鹿原上再沒有誰比他活得更尷尬的了。他之所以尷尬，是因為他徘徊於諸種勢力之間，以至於各個集團都視他為異類，而這其中的根本原因，乃是他的行事方式，脫出了“一元獨尊”的慣常思維軌道，因此才顯得與7他人的格格不入。
鹿子霖之行事方式的形成，當然有著深遠的曆史緣由，那是白鹿兩家的共同祖先所埋下的禍根。本來，他們的祖先將一姓改為兩姓，是想占全了白鹿的靈氣，讓子孫後代在無爭無鬥中永享太平。但是，這一改也犯了一個根本性的失誤，那就是有了兩姓也就意味著兩個家族的出現，所以無論鹿泰恒或鹿子霖，都可以代表鹿姓同白姓的族長爭地位，鹿子霖敢於同白嘉軒大打出手，而白嘉軒卻不敢動用族規來治他，就因他有半個鹿姓家族的人作後盾。但是，鹿子霖不管怎樣與白嘉軒明爭暗鬥，他的目的卻並非要破壞原有的倫理規範，他所要爭的也僅僅是與白嘉軒平起平坐的族長身份，即將鹿姓的半個家族獨立出去，自己也能成為一族之長。因此，要說對倫理規範的皈依，他其實並不亞於白嘉軒。他對鹿兆鵬婚姻的拚命維持，對兒媳的酒後失態又回歸正統，都說明他在極力維持著家長的尊嚴。隻因他不是真正的族長，無須在全族人麵前以身作則，所以行為上不免放蕩一些，在一些原則性的問題上也不像白嘉軒那樣果斷堅決。但他對白嘉軒始終是敬著三分的，在很多重大的事情上，也能協力襄助，即使是晚輩白孝文或白孝武出麵辦事，他都能協作共事。
所以，從總體上或本質上來講，他應該是屬於家族倫理這一股勢力的，他決沒有打倒白嘉軒並取而代之的想法。倘若他真能將鹿姓半族獨立出去，成為與白嘉軒平起平坐的族長，為了族長的威嚴，他或許也會像白嘉軒那樣學為好人。因為年輕時的白嘉軒本質上並不比鹿子霖好，他隻是後來在族長的位置上極力克製和反省著自己，總惦記著自己“一生沒做過見不得人的事”（第360頁），這其實是對他一生中恰好做過一件見不得人的事的無盡懺悔，到了晚年，他還在為謀取鹿子霖家風水寶地的事而深深自責，麵對癡呆的鹿子霖，說要來生再世給他“還債補心”（第680頁），也正是在這種無盡的懺悔和深深的自責中，他才成為一個好族長，這同樣是倫理規範的力量。以鹿子霖的識見和能耐，他應該不比白嘉軒差。但問題是，白鹿兩姓畢竟共著一個祠堂，尊從關係明確，祖宗的成法不可移易，因而在原有的倫理規範之下，他永遠無法達到自己的目的，於是便隻能借助於倫理規範之外的政治勢力來實現自己的夢想。他進入了家族倫理勢力之外的權力圈，而又力圖與家族倫理勢力相協調，所以就不免將自己擺到了尷尬的位置，成了“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第240頁）。
白嘉軒、冷先生們瞧不起他，說他“官癮比煙癮還難戒”（第660頁），田福賢們也視他為異類而不想真正重用他。表麵看起來，他受田福賢的排斥是因為兒子鹿兆鵬為“共黨要犯”，與他本人並沒有什麼關係。而其實，恰恰是因為他舍棄不了“親親”之情，特別是希望鹿兆鵬能夠回心轉意，再回到倫理規範之內的婚姻家庭中。他與冷先生一起出麵營救兆鵬，還帶著兒媳到西安找兆鵬，都是出於這樣的目的，這也正是鹿子霖受排斥、乃至被抓進牢獄被害得傾家蕩產的根本緣由。倘若他能像鹿兆鵬那樣完全拋棄父子關係，這一切的尷尬和災難則都不會有；或者，他能像鹿三那樣完全信守倫理規範早早地將不孝之子鹿兆鵬趕出家門，這一切的尷尬和災難也不會有。所以，鹿子霖的要害問題就在於“平起平坐”，即試圖能與白嘉軒“二元並立”，這影響到他的行事方式便是在重大問題上往往舉棋不定，不能作出非此即彼的抉擇，而中國人的思維曆來就是“一元獨尊”非此即彼的，故此他的行事方式不被任何人所理解，任何勢力集團都視他為異類，以至於到最後被完全排除出正常人的行列，作為瘋子在孤寂淒冷中悄然死去。他沒有融入任何集團，所以任何集團也不會記起他，盡管他生前曾轟轟烈烈地活過，但死後卻消失得無影無蹤。他的淒慘結局是否意味著作者在圖解著一種政治概念：“騎牆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而這種政治概念本身卻又正是“一元獨尊”的思維方式的產物。所以說到底，鹿子霖的遭際還是因他對倫理規範既皈依又叛逆的自身矛盾造成的，而這一矛盾又是因兩姓同宗——既規範尊從又平起平坐的矛盾造成的。由此也可以見出，倫理規範隻要稍有逸出，就可能動搖穩定秩序，這也就無怪乎儒家對倫理規範的強調和執行是那樣地嚴厲了。
或許，鹿子霖的作為和遭際還可以印證一個向來的政治結論：辛亥革命的不徹底性。我們看到，田福賢、鹿子霖們起來革命的時候，確實並沒有徹底剝奪族長的權力，違犯族規的事，白嘉軒仍有權處治，而且作為村級行政長官的鹿子霖也仍得聽從族長的，如懲治小娥盡管他知道有“七成的勁兒是對著”他的，是拿小娥的尻子當做他的臉抽打（第263頁），但他仍得接受並積極配合。魯迅說辛亥革命除了趕跑一個皇帝，其他沒任何改變，而在白鹿村，除了增加了一個鄉約似乎也一切未曾改變。然而，畢竟有了這一個鄉約也就使原來的倫理秩序不能不有所改變，當縣、倉（鄉）行政分派的任務到達白鹿村時，作為族長的白嘉軒也就得聽從鹿子霖的了。因此，倫理規範的尊從關係已開始顛來倒去，“仁義”已開始失範了。
鹿子霖們的革命顯得那樣平和而不徹底，到了他的晚輩鹿兆鵬們的革命則就激烈徹底得多了。鹿兆鵬們從一開始就提出“一切權力歸農會”，首先就毀了鄉約占了祠堂，這意味家族權力的徹底喪失，倫理規範的全部失效。奇怪的是，白嘉軒麵對這樣的大逆不道卻十分地冷靜，他訓斥驚慌失措的白孝文說：“要亂的人巴不得大亂，不亂的人還是不亂。”（第203頁）當一切權力都失去之後，他認為勞動才是生活的根本，於是他成天踩著軋花機兩耳不聞窗外事。他似乎很能理解亂與治的關係，所以能坦然處之。他最感迷惑的倒是，為什麼“鹿家兆鵬又入‘國’又入‘共’騎雙頭馬”？（第197頁）他知道“一個槽道拴不下兩匹叫驢，一窩蜂裏容不得兩個蜂王”，但嶽維山和鹿兆鵬兩隻舉過頭頂的手卻攥到了一起，這反而使他的“心裏總是毛亂草勢的”（第198頁）。看來，他並不是怕亂，而是怕尊從關係不能明確，所以當後來國共分裂互相爭奪“尊者”之位時，他反能心清意明地冷眼旁觀天下大勢了，於是當田福賢借戲樓鬥爭農會骨幹時，他竟以一種超然物外的調侃口吻說：“我的戲樓真成了鏊子了！”（第235頁）這似乎就是他高於鹿子霖的地方，作為族長，他確實比常人多了一分韌性和堅定：“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腳地上的任何人，隻要是人，遲早都要跪倒到祠堂裏頭的。”（第590頁）亂總要走向治，國共兩黨不管誰取勝，新的倫理秩序終究會建立。然而，令白嘉軒難以想到的是，這一次的亂與治卻已經不同於曆史上任何一次亂與治，新的尊從關係雖然可以建立，但新的倫理秩序卻已不能再建立，特別是“親親”的原則已被徹底拋棄了。
要說鹿兆鵬輩的革命較他父輩的革命體現得最徹底的地方，一個最為重要的方麵，那恐怕就是他們對“親親”原則的徹底拋棄，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鹿兆鵬輩的革命，的確是六親不認的。首先，為了革命的需要，他可以鬥爭父親．也可以搶奪弟弟的戀人。其次，為了革命，他可以不顧黑娃的個人感情，派人毒死與黑娃有生死之交的大拇指，逼著黑娃按他的意願去投奔保安團，為黑娃的慘死埋下了禍根。
尤為不通人情的是，僅僅為了證明自己革命的堅定性，反對父親的包辦婚姻，將一個純潔的姑娘逼向了絕境；不管怎麼說，他的妻子鹿冷氏都是無辜的，她的死是應該深深同情的，但鹿兆鵬以一條生命的死證明了自己的堅定性，卻對此毫無愧疚之心，哪怕是在父親和冷先生冒死把他從刑場上換出來，希望他能給鹿冷氏留下一個孩子，以讓她能有活下去的希望時，他也嚴詞拒絕：“我能豁出命，可背不起他們救命的債。”（第330頁）作為一個職業革命家，鹿兆鵬的革命堅定性、徹底性的確堪與高大全式的英雄相媲美，然而，正因為如此，其可怕之處也就在這裏，一個心中隻有革命的人，一個為了革命可以拋棄一切的人，他一旦成為“尊者”，就一定會將“己所欲”的東西強加於人，而將“己所不欲”的東西全部剝奪，完全抹殺“己所欲”與“百姓所欲”的差別，這在極左路線風行的年代裏，已經得到了充分的證明。所以，鹿兆鵬的形象，其實是為後來極左路線的風行提供了曆史根據。但是，為什麼會有鹿兆鵬式的人物出現？或者說，鹿兆鵬為什麼有這樣的行事方式？
他雖然上過幾年新學，但除了反封建再看不出他有多少新的東西，正如有些批評家所指出的，鹿兆鵬的革命似乎看不出新思想的由來，因而這個人物成了某種政治概念的圖解而顯得不真實。其實，正因為看不出多少新思想的由來，這個人物才是真實的，中國革命的參加者大都來自農民或農民中的小知識分子，他們中有幾個人受過很多新思想的影響呢？即便是晚了半個世紀的陳忠實本人，又能說有多少新思想呢？他的所思所想還是脫不了那個白鹿原的製約。因此，他們的行事方式還是得到傳統文化中去找，盡管他們激烈而徹底地反傳統，但另一方麵，他們卻又變換著形式將某一傳統推崇到極端。若要從思想方法的深處剖析產生這種矛盾現象的緣由，則仍然須到仁學的內涵結構中去找。他們激烈而徹底地所反掉的是仁學的“親親”原則，這使得他們六親不認；而他們所推崇的就是由仁學的“尊尊”原則演化成的一元獨尊，隻是變化了形式，成為惟革命獨尊，雖然具體內涵不太一樣，但就思維模式來講則是同一的。而這一矛盾的結合體就凝成了鹿兆鵬。
在白鹿村的革命者當中，最後成為“尊者”的還有一個半路出家的白孝文。他的情況怎樣呢？就六親不認來說他似乎並不亞於鹿兆鵬，甚至比鹿兆鵬更冷酷，他殘忍地槍殺對他青睞有加而僅要求解甲歸田的團長，冷酷地處死同他一起長大且對起義有功的黑娃，他自己說“新政府不瞅人情麵子”（第675頁），這既代表著他自己，但同時也代表了新政府的一批人；而就一元獨尊來說，則從起義勝利的那一刻起就開始搞起了以革命為名義的惟我獨尊。但是，他畢竟到白鹿村的祠堂裏祭過祖，未能完全斬斷與祖先親情的聯係，這又讓白嘉軒得到些許安慰，以為風水寶地的白鹿應證在他身上。可是，如果鹿兆鵬出現在他的麵前，情況又會怎樣呢？鹿兆鵬堅決不拜祖宗，也是反對別人拜祖宗的，因此，在反對“親親”原則方麵，鹿兆鵬才是最徹底的，而如果要確定鹿、白二人之間的尊從關係，鹿兆鵬肯定要占上風。所以，在未來的日子裏，白孝文如果割不斷與祖先親情的那點聯係，鹿子霖的尷尬處境，又將在他的身上重演：這便是中國曆史顛來倒去的鬧劇。
在總結二十世紀一百年的曆史經驗時，《白鹿原》或許可以給我們提供這樣的啟迪：革命的過程其實也就是仁學被肢解分化並推向兩個極端的過程，辛亥革命首先肢解了親親和尊尊原則，使之成為平起平坐的二元並立，新民主主義革命則將親親原則徹底拋棄，成為惟革命獨尊，到了“文化大革命”，則又演化成了惟我獨尊的個人崇拜。這種變化盡管在內涵上很不一樣，但卻脫不掉仁學的思維模式。
儒道互補的優勢及其現代性意義
從以上的分析中我們還可以看到，鄉土文學對“現代性”的關注其實還有另外一個最為深刻的流變，那就是由對“民族國家的認同”轉到了對“民族文化根脈”的認同。五四時期，正當民族危亡國家危亡之際，作家們急於要為民族的獨立找到自救之路，因而對“對民族國家的認同”便成為鄉土文學的壓倒主題；到了八十年代，作為民族國家的獨立已是既成的事實，此時的根本問題已不是民族獨立，而是要與他民族特別是強勢民族比翼齊肩，因而民族文化的優勢成了主導性因素，對“民族文化根脈”的追尋便成了尋根文學的壓倒主題。兩個主題雖有不同，但目標都是“麵向世界”的，或者說是與世界的“現代性”潮流相與同步的。所以，盡管尋根作家大都指責五四運動以來斷絕了中國傳統文化的根脈，但他們立意要樹立的民族文化意識，卻又是與五四時期所開創的傳統有著內在的一致性。
當然，尋根文學的直接發軔，乃是肇源於拉美文學的成功，拉美魔幻現實主義“化腐朽為神奇”的奇思妙想，使得其絕妙佳作《百年孤獨》風行全球，拉美文學也因此而“走向世界”，這給了中國作家以啟迪和信心，引發了他們創造奇跡的衝動，也立意要促使中國的文學走向世界。本來，中國的當代文學長期被西方所忽視，這很是刺傷了中國作家的自尊心，也激起了他們要“走向世界”的強烈願望和悲壯感。因此，“走向世界”便成了中國作家的一個情結，一個夢想，這正如高爾泰所說的：“在遼闊的中國土地上，在古老的文化背景下，這實在是一條轉悠不盡的道路，也是一條中國文學走向世界的道路”。而且，作家們的這一心態並不是“二十世紀八十年代的中國所獨有，而應當說是一種世界性的現象，我國新時期的‘尋根’文學思潮，正是適應這種世界潮流應運而生的”。尋根作家適應世界潮流所作出的抉擇就是“先回歸民族，再走向世界”。而這一思維路向，也正與五四時期的作家相一致。魯迅在談文學的地方色彩的意義時曾經說過：“有地方色彩的，容易成為世界的”。在世界範圍內的“地方色彩”，自然也就是民族性，當時的周作人也是從這一意義上來談論“地方趣味”的，他對這一問題似乎比魯迅更重視：“我輕蔑那些傳統的愛國的假文學，然而對於鄉土藝術很是愛重：我相信強烈的地方趣味也正是‘世界的’文學的一個重大成分。具有多方麵的趣味，而不相衝突，合成協和的全體，這是‘世界的’文學的價值，否則是‘拔起了的樹木’，不但不能排到大林中去，不久還將枯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