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一多在《（女神）之地方特色》一文中則直接從民族文學的角度來談論地方特色：
“將世界各民族底文學都歸成一樣的，恐怕文學要失去好多的美”，“真要建設一個好的世界文學，隻有各國文學充分發展其地方特色。”因此，關於文學的民族性與世界性的關係問題，其實也是五四以來一直討論著的熱門話題，隻是到了尋根作家這裏，因為有了拉美文學的成功樣板，這一問題便不辨自明，故而他們一門心思所想的是如何突出自己創作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甚或是越土越好，將文化之根追索到越古老越原始就越好。
這也使得尋根作家招來了幾多指責，有人甚至諷刺他們尋根尋到了猴子尾巴上。當然，指責者也確實有自己的道理，尋根作家“原始”得過了頭、“野性”得沒了邊的作品也確實給人以太古蠻荒之感，與人類文明的進化曆程似乎是不相稱的。然而，平心而論，我們隻要將尋根文學的另一背景因素考慮進去，就可以明白他們這樣做的價值。我們可以往前追索一下：尋根文學得到了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直接啟發，而魔幻現實主義又直接肇源於歐洲的超現實主義；超現實主義則又是在西方世界的反傳統反理性特別是反科學主義思潮的直接影響下產生的。因此，尋根文學產生的直接緣由是要向拉美學習，讓中國文學也走向世界；但更深層的緣由則是要尋找一種“原始的”或日“野性的”思維方式，以彌補科學理性單麵線性思維的不足。我們可以先看一看季紅真對這一問題的分析和歸納：“阿城在對莊禪的推崇中，包含著對悟性直觀的思維方式的認同（見《文化製約著人類》），而鄭萬隆以為‘遠古與現代是同構並存的’（見《我的根》），紮西達娃從遠古的神話故事和世代相傳的歌謠中，從每一個古樸的風俗祀儀中，看見了祖先們在神與魔鬼，人類與大自然之間為尋找自身的一個位置所付出的代價（見《你的世界》），則使整體性把握世界的認知方式，更多地帶有神話思維的特征。當然，並不是所有的作家都認同選擇這樣的思維方式，但有一點是真實的，那就是作家們對民族原始思維的溯尋，孕育了神話式思維方式複興的可能性。譬如，李杭育曾在《通俗偶得》一文中，主張文學的認知方式要依重‘直覺、經驗、想象力構成的智慧’，而神話式思維顯然是以想象力為思維動力的。雖然每個作家重視的認知方式各有差異，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不再滿足理性的認知活動，更重視藝術的直覺，藝術的想象，藝術的還原、重構”。因此可以說，尋根文學的出現，是帶著兩重目的或者說是具有雙重意義的：既要走向世界，又要尋回民族文化之魂特別是思維方式上的優勢。而這所照應的，又恰好是世界“現代性”的新潮流。
應該說，尋根作家的努力是收到了成效的，2000年，終於有一部“中文小說”第一次獲得諾貝爾文學獎，這不能不說是尋根作家辛勤努力的結果。‘雖說這部小說還不能代表尋根小說的最高水平，但也具備了尋根小說的共同特征。當然，尋根文學“對民族原始恩維的溯尋”，其收獲最大、真正能切中中國文化根脈的，則還是韓少功和陳忠實，也隻有他們的溯尋才是具體而實在的，將他們二人所得的結果結合起來，才能真正體現東方文化的優勢，才能真正解救現代科學理性的單麵線性思維之弊。就儒家仁學的思維方式來說，它所重視的是具體關係，而在“二人”的關係中，它一定要確定誰為“尊”誰為“從”的問題，這對於我們在處理外來文化和民族文化的關係時應該是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也就是說，在這“二者”的關係中，必須以自己的民族文化為“尊”以外來文化為“從”，這一對“尊從”關係如果不能確立，我們就無法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也就談不上獨立於世界民族之林。但是，儒家仁學的思維方式容易從“一元獨尊”發展到“惟我獨尊”，這就可能會引發拒斥外來文化甚或否認他民族文化的夜郎自大心態，於是就需要用楚文化特別是道家的思維方式進行調劑，楚文化“合一入神”的思維方式，可以讓我們將外來文化整合進民族文化，使之成為一個整體；而道家的“圓融”，則即可以幫助我們更有效地吸收外來文化，也可以幫助我們以平和平等之心對待他民族的文化，並與之和平共處。
尋根文學對“民族原始思維的溯尋”，其最大的價值則還是體現在文學創作方麵，我們可以借用列維·斯特勞斯的觀點來說明其意義。列維·斯特勞斯在《野性的思維》一書中曾高度評價了原始的“野性思維”在現代的意義，他這樣總結野性思維的特點：“我們稱作‘野性的’而孔德描繪為‘自發的’這種思維活動所具有的突出特點，主要表現在它給自己設定的目的是廣泛而豐富的。這種思維活動企圖同時進行分析與綜合兩種活動，沿著一個或另一個方向直至達到其最遠的限度，而同時仍能在兩極之間進行調解。”從列維·斯特勞斯的總結中可以看出，野性思維的“目的廣泛而豐富”，它決不是單麵線性的思維，其思維路向寬廣而靈活，列維·斯特勞斯用了一個比喻，說它像修補匠的“修補術”，可以隨意地將本不相幹的東西補綴到一起o其實，這一比喻仍是現代理性單麵線性思維的結果，因為隻有在單麵線性思維的觀照下才會有所謂“本不相幹”的觀念，在野性思維的觀照下則沒有“本不相幹”的東西，一切都是相互聯係相互溝通並可以相互往來相互轉化的。
誠如是，當年的屈原才可以乘龍駕鳳，與天地鬼神相交通；老子才可以齊生死等禍福，莊子才可以泯滅蝴蝶與莊周的界線，真正做到齊物而逍遙，這其實也就是楚文化之所以“絢麗”的緣由。今天，我們的創作如果也想“絢麗”起來，那首先就得讓作家的頭腦“野性”起來：能夠與天地鬼神古人今人正常人非正常人等自由地相交通，而決不能將它們看做“本不相幹”的東西。如果沒有這點“野性”的自由，我們的想象空間就難免顯得促狹而貧乏，我們的藝術殿堂就難免顯得色彩單調。因此，列維·斯特勞斯認為，就像國立公園保護野生物種一樣，藝術殿堂應該保有野性思維的存在。尋根作家從“民族原始思維的溯尋”中找到了野性思維的“優勢”，將它激活並運用到自己的創作中，於是就有了一個豐富多彩而又顯得魔幻怪誕的藝術世界。這個藝術世界決非屈原莊周的重複，而是一個有著強烈民族特色的“現代”新世界。因此，尋根作家所尋出的東西雖帶有“原始”的特征，其意義則是“現代”的。
在尋根作家中，將具有民族特色的陳舊觀念尋出來，而與“現代性”發生衝突的作家當然也有，賈平凹就是最有代表性的一個。八十年代中期盼賈平凹，以一部筆記體小說《商州初錄》而備受世人關注，並被視為尋根文學的實力派作家。《商州初錄》承續的可以說是沈從文的路子，同“邊城”是沈從文的故鄉一樣，“商州”也是賈平凹成長的地方，這裏的民風也同樣淳樸善良，在淳樸民風的熏陶下，這裏人人都有一顆純潔無邪的美好心靈。作者顯然也有用這種美好心靈去救城裏人“現代病”的意思，所以作品的結尾說：“城裏的好處在這裏越來越多，這裏的好處在城裏卻越來越少。”‘賈平凹長期浸潤於秦漢古老文化之中，自然會體驗到它的厚重和樸實，他將這種“文化之根”尋出來，試圖使之成為自我和全社會的民族精神，這確實是大有好處的。但是，賈平凹與沈從文畢竟不一樣，他還是太喜歡“城裏的好處”了，所以在後來的作品中，賈平凹所描寫的便大都是“城裏的好處”對山裏淳樸民風的衝擊，而且絕對是“城裏的好處”獲勝。譬如信守傳統文化的韓玄子就非敗給靠開加工廠致富的王才不可（《臘月·正月》），老實巴交的木犢反不討妻子黑氏的喜歡，在一個中秋之夜她竟跟著敲鍾人來順私奔了（《黑氏》）；尤為對比鮮明的是禾禾和回回，禾禾從不安生種田，折騰來折騰去，最後竟折騰富了，回回老老實實地種田，辛辛勤勤地勞作，卻越來越窮（《雞窩窪人家》）。作者顯然是要告訴人們，像回回這種人僅憑老實和勤勞已經無法生存下去了。
特別是作品的最後，回回被證實沒有生育能力，這似乎意味著，像回回這種人就該斷子絕孫。由此看來，賈平凹的文學尋根並不是為了給現代中國人找到一個精神家園，而隻是為了趕趕當時的尋根風潮而已。，所以，一進入九十年代，在商品大潮的影響下，賈平凹的創作立即就轉了向隨了俗了，《廢都》便是最好的證明。這部小說還未出版，就被媒介炒作為“當代《金瓶梅》”，如果僅從性描寫和性觀念來說，它確實太像《金瓶梅》了。關於性描寫姑且不去說它，僅就性觀念而言就可以用四個字概括：陳腐不堪。
作品中所描寫的，是絕對的男權中心，男尊女卑。在莊之蝶的眼中，女人隻不過是一件玩物，他可以隨意地玩唐婉兒，玩柳月，玩阿燦，乃至於將舊戀人景雪蔭惡作劇般地玩弄之後又一腳踢開；特別是柳月，先是供莊之蝶泄欲，後又將她當做禮物送給市長的傻兒子做媳婦，而就在新婚的前一晚，還要送給莊之蝶享受一回。這些女人除了作為莊之蝶的施欲對象外，就什麼都不是，這不正是古代士大夫常有的、《金瓶梅》之類的古代小說中常見的陳腐不堪的男女等級觀和性欲觀？！莊之蝶的生活也正是沈從文當年所要極力抵製的“燈紅酒綠的放蕩生活”，因此，賈平凹的文化尋根如果說在《商州初錄》中還可以看到一點沈從文的影子，那麼到了《廢都》裏則完全走向了反麵，特別是作品中陳腐的男女等級觀和性欲觀，從任何意義上來講，都是與“現代性”背道而馳的。
現代性源於西方，但曆史演進到今天，已經使得現代性具有了世界性的普遍意義。在中國，無論是反傳統的趨新或是恢複傳統的懷舊，都脫不了“現代性”的框架，都是一種現代化的努力，然而，其側重點則是決不相同的。發軔於五四時期的“鄉土文學”，雖然目標是反傳統文化，立意要刷新的也是人的精神，但根本目的卻不在精神的層麵而在物質的層麵，因為社會製度的革新和國防實力的增強乃是其時的當務之急，文學自然也不能超脫社會的政治、經濟之外，所以“鄉土文學”所謀求的現代性落實到根本上也就是要增強民族國家的經濟實力，使中華民族憑借著物質力量強大的國家而屹立於世界的東方。
到了八十年代的“尋根文學”，其“尋根”的根本目的卻已不在物質層麵而在精神層麵，雖說綜合國力的增強仍是當務之急，而經濟實力在綜合國力中仍具有決定性的意義，但外部的軍事壓力畢竟已減輕，作為民族國家的獨立地位也再難撼動，文學也可以有餘閑來關心人的精神存在了。所以，“鄉土文學”和“尋根文學”雖然所關注的都是“現代性”問題，但前者側重於“現代國家”的物質性存在，後者則側重於“現代民族”的精神性存在，這或許就是二者之間的根本區別。這種區別當然並不意味著“尋根文學”脫離經濟脫離社會生活更遠了，而是因為在經濟飛速發展社會生活變動不居的今天，人們更需要精神的穩定性，因為“人的精神需要棲居之所，在政治變幻莫測，經濟此消彼長，人們的生活飄泊無定的現代社會中，傳統的曆史文化就成為一種相對穩固和深厚的精神家園，由此人們不但獲得了精神上安身立命的歸宿感，而且也擁有了和外部世界聯係和溝通的基礎”。．而在尋找精神家園的過程中，對民族文化乃至民族身份的認同，卻也正是經濟全球化所“逼壓”出來的一種帶全球化傾向的文化現象。
（撰稿：陳仲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