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質與深度的陷落：重新曆史化的困難
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際，有部分中國作家熱衷於書寫“苦難”主題。苦難主題並沒有什麼特別的優越性，但它打上的特殊的時代烙印卻是值得仔細辨析的。無可否認，當代中國社會的經濟狀況落差巨大，一方麵是全球化與城市化進程使中國與世界的發展靠得更近；另一方麵，市場經濟又促使原有的經濟體製解體轉型。社會主義平均化抹平的階級差別，在當今中國又產生嚴重分化。去表現社會弱勢群體的生活困境，反映社會問題，文學似乎又重新回到現實主義的路上。苦難主題顯示出重新曆史化的傾向，文學敘事重新校準價值尺度，重新揭示曆史的本質和深度。懷有責任感的一批青年作家，有意反抗九十年代已經形成的崇尚感覺和個人化的文學趨勢，他們要重新確立文學的現代性方向。然而，曆史似乎很難重演，他們堅定的批判現實主義式的敘事，並沒有如期建構曆史的內在性，相反，大量的非本質的表象和感官崇拜不斷從敘事的各個方麵湧現出現，它們淹沒了批判性的曆史意識。
2000年第2期的《花城》雜誌登載了荊歇的中篇小說《計幟英的青春年華》，這篇小說並沒有引起任何注意，該期的《花城》雜誌甚至沒有把它作為封麵標題加以強調。作為一位還鮮為人知的優秀小說家，荊歌被忽略是不奇怪的，更何況這篇小說也說不上是荊歌寫得最好的小說。像荊歌所有的小說的一樣，他能抓住那些富有標誌性的要害的因素，把它們進行誇張而偏斜化的處理，略微扭曲它們的本質特征，使之富有戲謔性的效果。這就是荊歌的小說技巧，他能把小說敘述處理得生氣勃勃，始終富有張力。這部小說講述一個普通女工青春年華的遭遇，它的主題思想究竟是什麼，還難以明確歸納。就從她所處的社會地位、她的一係列不幸以及最終的死亡來看，這裏麵無疑隱含了苦難主題。
實際上，苦難主題近年受到一部分青年作家的關注，鬼子在繼《被雨淋濕的河》之後，於1999年發表《打瞌睡的女孩》（《人民文學》，第6期），這篇小說講述一個家庭的母女倆經曆的不幸生活。故事可能發生在一個小縣城，因為下崗而生活拮據的女工程師偷了一塊豬肉，導致丈夫出走。這使母女倆的生活立即陷入恐慌，母親的所有願望就是找到出走變心的丈夫。這是絕望的“尋找”，其結果是女兒也遭遇更大的不幸，母親也終於死去。這篇小說無疑表現了鬼子對苦難的書寫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從傳統的現實主義角度來看，這篇小說無疑是典型的批判現實主義的作品，它尖銳暴露了底層民眾的生活困境，以及在這種困境中的無助。
2000年，熊正良在《人民文學》（第2期）發表《誰在為我們祝福》。這篇小說講述一個家庭的生活悲劇，一個下崗母親曆經艱難偏執地四處尋找做妓女的女兒的故事。這個家庭似乎是徹底崩潰了，無情無義的父親，下崗並且有點偏執狂的母親，做妓女的大姐，做廣告模特兒的二姐，再就是無所作為的“我”。
這幾篇小說的具體主題無疑有所差異，但都寫到了當今底層勞動階級艱難困苦的生活。這是一些什麼樣的“苦難”呢？這些“苦難”在小說敘事中又是如何展開的呢？
先來看荊歌的《計幟英的青春年華》。計幟英的苦難伴隨著她的性愛史的發展而走向絕境。計幟英是如何走到這一步的？她與馬科的情愛被刻畫得神奇細膩，充分顯示了荊歌小說敘述的驚人才華。
小說是這樣開頭的：
馬科出事的時候，計幟英正在醫院。這一次，計幟英獨自一個來醫院，是來與醫生洽談，進行她的第三次人工流產的。
小說就此開始呈現一個女工不幸的青春故事。計幟英作為一個普通女工，生活不易，住在破爛不堪的屋子裏，守寡的老母，死去的癡呆的哥哥，作為逃犯的男友，以及她曆經多次人流等等，這幾乎可以看成是一個普通女工的苦難史。但人物並沒意識到苦難，所有這些都是客觀化的生活，都被敘述人作為背景式的曆史加以敘述。實際上，青春年華的平靜和美好是被愛欲打破的，是主體的選擇和愛欲的“謬誤”引發了隨後的生活變故。愛欲成為生活不幸的根源，但人物卻是自覺沉醉於其中，愛欲與個性的合謀造就了苦難。
苦難的史前史就是一部狂熱的性欲史，這部曆史的主角懷著全部的激情充當了欲望的冒險英雄。像所有性欲史的主角一樣，計幟英有著明顯的性欲化標誌：她長得白晰，驚人的白晰。一白遮千醜，在所有傳統審美趣味範圍內，“白”構成女人首要的審美效果，也是男性欲望化對象的顯著標識。計幟英被設定為這樣的角色，她的成長史主要是性欲成熟史。作為另一種性欲化的標識，計幟英的同伴姐妹張妍則是一目了然的欲望化對象。小說再三寫到她出眾的胸脯，她們躲在被窩裏互相撫摸的準同性戀舉動，關於處女的猜疑，關於張妍與車間主任偷情的推測等等。
所有這些構成計幟英（與張妍）青春年華的主導內容。隨後“姐夫”與馬科分別出現，前者使性欲史變得暖昧，而後者則使之變得冒險刺激。這也許就是荊歌的小說出類拔萃之處，那些敘事和人物性格都有一種內在動蕩不安的張力，它們一點一點滲出，使生活發生拐點轉折、錯位或者斷裂。馬科就是這樣的破壞性人物，他輕而易舉就把計幟英的暖昧的情愛史變成性欲的冒險史。馬科從一名商人變成了殺人犯，我們注意到，殺人犯的身份遠沒有性欲冒險者角色重要，從新疆潛回計幟英家的馬科，以一個逃犯的角色從事欲望化英雄的事業，他給計幟英的印象是，“異樣的感覺”，“既讓她痛恨，又不可抗拒”。最後給計幟英帶來毀滅性打擊的，並不是貧病交加的物質生活，而是與性有關的交易。馬科以五千元的價格，把計幟英出賣給一個陌生男人。這個結局當然可以讀解為是精神破滅導致的後果，但在小說敘事的現實生活層麵上，它依然是關於性的活動。作為一段“性史”，它在敘事層麵上也就相當完滿了。現在，苦難動機已經遺忘了，愛欲變成敘事的中心。作為苦難根源的愛欲其實是充滿快樂的，苦難的本質已經失蹤了，不幸的生活其實充滿了尋歡作樂的氣息。盡管計幟英的青春年華——從小說的開始到結局都被注定了受難的特征，但在整個過程卻如同愛欲的狂歡節。
也許荊歌並不過分專注“苦難”，他的小說敘事曆來關注性格與命運構成的反差關係，苦難隻是他的那些扭曲的故事和性格依托的特殊語境。那麼看一看熊正良的《誰在為我們祝福》，苦難又是如何展開的呢？
小說的主人公徐梅確實陷入苦難的境地，她的苦難與悲慘與其說在於女兒出去做妓女，不如說在她尋找當妓女的女兒的過程中。女兒當妓女並不是出於生活所迫，這與舊社會被迫賣到窯子裏不同。作者似乎根據現實的實際情形也很難把年輕女人做妓女這件事描述得苦難兮兮的，它要構成母親的痛苦根源似乎也有一些勉強，熊正良當然清楚這一點。在這個時代，什麼是母親的痛苦昵？也許熊正良在小說敘事的開始階段，可能會認為女兒做妓女這件事已經足夠提供一個苦難的情境，但在他的敘述進程中，他不斷地給母親的苦難加碼，“尋找女兒”的行為使這個母親失魂落魄，生活破碎不堪。
但女兒不斷逃離母親的視線，痛苦的不是做妓女的女兒，而是妓女的母親。這在邏輯上也許很難使這一痛苦順理成章：既然妓女的職業並不讓年輕女人痛苦，那麼，母親痛苦的根據是什麼呢？這正如在前現代時期（或現代初期），逃婚的女兒並不痛苦，她們被描述成尋找到個人的幸福而逃離了封建家庭的迫害；但母親的痛苦卻很實在，卻很真切。母親難以接受女兒同一個不負責任的男子私奔這一個事實；對於母親來說，女兒的未來前程已經毀於一旦。當然，這兩個時代關於女兒出走的意義確實有著本質不同，前現代時期是曆史前進的力量推動的結果，而後一種情況隻能理解為後現代時期的欲望狂歡節誘惑使然。假定解除曆史敘事來看，就個人的生活願望來說，“女兒出走”這一故事母題還是有共同性：它意指著欲望化表達的個人選擇，超越家庭倫理的個人自由（盡管其結果是不自由）。
很顯然，母親的痛苦與女兒的痛苦不能重合，因為其中隱含著現代性敘事的巨大鴻溝。不管是前現代還是後現代時期，痛苦都是曆史強加的，都是客觀的痛苦。
對於個人的選擇來說，它不可能隻有一種被決定的曆史語境才具有的意義。它本質上是非曆史的，所有的個人選擇，對於它所麵對的時間和空間來說，都是非曆史的，都是對曆史性的拒絕和逃脫。選擇的結果隻是屬於未來，而未來具有多種可能性。這使原來給定的曆史語境強加的意義沒有現實性。很顯然，在熊正良的敘事中，“痛苦”這一主題並不是以獨斷論方式合乎邏輯地推進，相反，這一主題在推演進程中產生了各種歧義。母親的痛苦與女兒的非痛苦構成的反差就是歧義之一。
他意識到不能把個人的選擇簡單地歸結到既定的曆史語境中去，這個劉金娣始終逃脫母親的追尋，她對所處的現實的認識，與她的母親顯然相去甚遠。小說寫到劉金娣給家裏寄來一張明信片，圖案是一隻鳥，有點像鴿子。作者寫道：
……也就是說那是一隻抽象的鳥，表現了自由和飛翔。純白的底色可以理解為無限的天空。不知道她為何要用這樣一張明信片，當然她也許根本沒有挑選，而是隨便填寫一張。她寫道：這裏的風很幹淨／你們在吃午飯嗎？這簡直是詩，並且附以一種深刻憂鬱的神情……
很難理解熊正良為什麼要以這種方式來表現一個妓女的精神狀態，她顯然比前現代時期出走的現代女子顯得還要灑脫和自信。據媒體的報道，在中國南方確實到處都可以看到神情暖昧的年輕女子，據說她們大都對自己的未來有明確的規劃：於幾年，存上錢，回到家鄉或別處開個美容院，也就可以脫貧致富。敘述人明顯要麵對中國當今的現實，他的道德判斷突然發生短路，他很難展開強烈的道德譴責。他當然不得不麵對中國農村剩餘五億勞動力這樣一個事實（其中至少有二億年輕女性），同樣，他還要麵對每個人都有理由脫貧致富這樣一個基本的平等觀念。
這使文本的敘事在道德上發生分裂，而且這種分裂在三方麵展開：其一，作為道德行為主體（女兒）與作為道德評判者（母親）發生分離。其二，作為社會抽象理念的道德觀（社會）與作為個人生活遭遇的道德意義（個人的自我選擇）無法統一；其三，道德的批判的原因與結果產生分離；母親苦難的真實性和絕對性有賴於女兒的悲慘遭遇，女兒的苦難是母親苦難的深化的動力。然而，女兒的苦難卻向著不同的審美趣味方麵轉移，根本緣由在於，作者無法確定女兒的苦難具有絕對性。具有絕對性必然具有普遍性，如此，社會性批判的意義才站得住腳，才有力量。作者意識到苦難的普遍性並不充分，苦難的緣由隻剩下結果，因而苦難的緣由也就隻有假定性的意義。
抽象的、絕對的社會的道德判斷，被卷入中國的現實和具體的個人遭遇，其內在的社會本質變得複雜而相互纏繞。母親的苦難與女兒的苦難並無直接關聯，女兒並不苦難，母親的苦難變成了“女兒為什麼不（知道）苦難”，母親的苦難卷入社會現實陷入歧義，也陷入相互衝突的困境，因而，她的苦難的社會本質反倒被消解了。母親的苦難變成了個人的性格悲劇。劉義、兒子、女兒以及誘惑女兒做雞的那個男人，都認為母親這樣尋找女兒實在是自討苦吃，她有什麼必要這樣做呢？是因為女兒做雞嗎？還是因為女兒遭遇不幸？“做雞”就等於“不幸”嗎？母親是一個絕對主義者，她把這二者絕對等同起來；然而，她周圍的人，包括作者本人，卻成為相對主義者。一個絕對的痛苦，被以相對主義的方法加以敘述，這種分裂，歸根結蒂，就是道德批判的絕對本質產生歧義的結果。
1998年，韓東發表《交叉跑動》（《花城》），一個音樂家因流氓罪入獄，出獄後與一個年輕女孩同居。令人驚奇的是，這個年輕女孩對床上運動充滿了強烈的興趣，小說最後揭示出謎底，她的戀人數年前被汽車撞死，作為目擊者，她難以擺脫那種負罪感，於是她以肉體的墮落來獲得靈魂的超度。我們當然不能排除現實中確實有可能會有此類事發生，但作為一個虔敬信奉“本質性寫作”的作家，作為一個試圖絕對超越現實的作家，何以要用這種邏輯來建構一個靈魂獲救的當代神話？作為故事的內核，苦難在這部小說中隱蔽得很深，它是以謎底的形式存在的。但這個謎底終究難以解構層出不窮的性愛話語，這個謎底終究是被遮蔽了，它呈現的反倒更像是一種事先編造的謊言，一種刻意的和被迫設置的補充結構。
東西對當代生活的洞悉非同凡響，在他的大多數作品中，都可以感受到苦難沉甸甸的分量。2000年，東西有本小說集的書名叫《痛苦比賽》（《北嶽文藝出版社》），其中有一篇同名中篇小說。這部小說的用意顯然是在嘲弄失去痛苦的當代生活展現出的那種荒誕感。尋找痛苦的過程變成一係列可笑的自虐行徑，問題不在於當代生活有沒有痛苦，而在於人們根本無法理解生活痛苦。但什麼是當代生活的痛苦？什麼是真正的苦難？東西也難以作出直接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