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語：現代性的盡頭與“後曆史化”
現代以來的中國文學積極能動地創建著現代性的曆史，並且打上鮮明的中國烙印。文學成為現代性變革的一個有機組成部分，文學被納入到現代性啟蒙的曆史規劃中去，並且被寄寓了改造社會的強烈願望。現代中國文學伴隨著現代性的曆史進程而成長壯大，它在曆史化民族一國家的奮鬥史時，也建立了中國文學獨特的曆史敘事。在現代性規劃的邊界上，文學被曆史化的同時，也曆史化了它所表現的社會現實。現代中國文學發展出一套特定的曆史敘事，它構成了中國現代性獨特的自我反思體係，同時也是對西方現代性規劃進行的反思體係。也許我們可以很明顯地看出，那些“過度曆史化”的文學敘事，顯得過分的概念化。然而，我們也要同時看到，中國尋求的現代性道路就有別於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國的存在本身是對現代性的反思、修改和強行超越。而現代性的中國反映了中國在世界體係中所處的特殊地位，它顯然也隻能以獨特的方式來建構中國文學的現代性。
確實，我們回過頭看，會認為中國現代以來的文學始終存在給“曆史化”不斷加碼的趨勢，以至於最終導致過度曆史化的狀況。同樣是現代性的文學，歐美的文學在其現代性的建構過程中，更多地朝著個人化或私人性方向發展；而中國這種第三世界文化，卻承受著民族一國家表意的巨大期望和壓力。在現代以來的曆史發展進程中，中國文學的曆史化之內在動力在於強烈的社會變革，文學迅速成為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的有機組成部分。
我們也許不難從充分的曆史化到過度的曆史化的過程中，看到中國文學越來越濃重的政治色彩。過度的曆史化必然導致概念化。我們也許可以理解，文學不可避免要承載如此重大的社會／政治功能，中國現代性文學必然有著曆史化的強烈要求。在這裏，曆史化也是將曆史神秘化和權威化，因此，曆史化也就是將曆史文本化，因而寓言化成為曆史文本化的根本表現形式。正如傑姆遜所說的那樣：“要說曆史的這些文本，以其幻影般的集體‘行為者’、其敘事組織、其承載的巨大焦慮和力必多投資，是由當代主體的真正政治曆史的野性的思維加以實現的，這種野性的思維必然充斥於從現代主義高潮時期的文學製度直到大眾文化產品的全部文化製品之中，……這種野性的思維的最得心應手的形式表達將見於我們正當地稱之為政治寓言的結構之中……”傑姆遜看到現代主義之“野性思維”所建構的曆史化文本，而在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曆史建構中，那種強烈的現代性焦慮和走中國特殊的現代性道路所壓抑的巨大的孤獨感，全部投射到過度曆史化的超級文本中去。
現實主義文學在很大程度上成為建構中國現代性的手段，它為中國持續的社會革命建立了合法性的曆史前提，為現實存在的合理性提供了形象的依據。中國的現實主義文學帶有很強的意識形態色彩，在相當長的時期裏，它就是政治的派生物。
但是，在另一方麵，我們也要看到，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並不是在現代性之外，或是對現代性的悖反；它應該被看成現代性的一種形式，它是發展中國家根據自身的社會曆史條件所做出的一種選擇。這種選擇很難從已有的全球化經驗或資本主義世界體係中找到根據，因而，文學藝術提供的合法性和合理性的依據就顯得尤為重要。
存在的不一定是合理的，但存在的總是有理由的。文學的曆史化及其變異當然包含著很多的曆史必然性因素。經典的曆史敘事明顯是適應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革命的需要，它反複講述革命曆史的起源，塑造革命曆史英雄人物，建立統一的美學規範。在冷戰時期嚴酷的政治環境中，文學成為論證社會主義革命的正義性和合法性的有效工具，成為展開階級鬥爭和無產階級專政的輔助手段；同時也創造了一大批的英雄人物形象，激勵中國民眾進行社會主義革命。然而，文學建構的這種意識形態的曆史必然要隨著意識形態賴以生存的社會條件的改變而改變；曆史的元敘事實際就是意識形態的元敘事，曆史觀念就是意識形態觀念的投影，當特定的起決定作用的意識形態發生變更時，曆史觀念（以及曆史元敘事）也必然發生相應的變化。
九十年代後冷戰時期的國際政治經濟形勢也深刻影響到中國的意識形態建構，盡管中國始終走著自己的路，但它不可避免是現代世界體係的一部分。國際政治文化思潮必然投射在中國的意識形態結構體係中，使得原有的強製性的思想觀念和表象體係發生變化，這也必然使曆史元敘事的統一模式發生變異。曆史的解魅化，同樣也是曆史的潛文本與主體辯證互動的結果。中國在改革開放的二十多年時間，始終以積極的姿態回應世界政治經濟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動，在思想文化方麵逐步走向多元化，從而使文學的非曆史化（曆史解魅化）趨勢得以形成。
確實，這種轉向並不是簡單的線性和表麵化的，也不意味著八十年代後期以來的中國文學就進入一個脫序的階段。曆史化的內在變異，顯示了當代中國文學的內在矛盾和複雜性特質。不理解這一點，就不能正確評價和把握八十年代後期以來中國文學發生的那些劇烈變革。非曆史化趨勢當然反映了一部分具有曆史敏感性的青年作家所做出的探索，但同時也表現了曆史內在的變革需求。不管是從先鋒派還是晚生代，或是其他具有鮮明個人風格的作家那裏，在脫離宏大曆史敘事的藝術轉變過程中，開掘出當代中國文學嶄新的藝術經驗。這可以從如下幾方麵來理解：
1．改寫經典的曆史敘事而發掘出不同的反思性體係。例如，蘇童的《罌粟之家》這類作品，他也寫了經典曆史敘事的那些故事和人物，但其中隱含的意義改變了，它使那種曆史境遇中的人物關係和命運變得更加豐富而有張力。
2．有意逃離宏大的曆史敘事，從而使青年一代作家刻意尋求新的表意策略，這使小說的敘事方法變得多樣化。正是經典性的曆史敘事模式不再起決定性的支配作用，中國小說才在藝術表現方麵顯示了應有的高度、複雜性和難度。
3．回避統一觀念的文學敘事，不得不在個人化經驗方麵下功夫，這使中國文學有可能開掘個人性話語。
4．感性經驗、遊戲式的和反諷性的風格，也在很大程度上使中國文學從沉重的曆史感下解脫出來。
5．曆史元敘事的解體，使年輕一代作家的崛起變得不可遏止，他們直接麵對中國社會最新的發展動向，寫出個人的真切感受。這些沒有規範沒有約束的寫作，樂於提供沒有本質的生活表象，促使年輕一代作家麵對當代中國社會新的發展動向作出表達。盡管他們對這些新的社會現象還缺乏應有的穿透力，但他們的這種狂歡式的書寫無疑是曆史元敘事解體才有的收獲。
非曆史化確實使年輕一代的中國作家的寫作在某種程度上進入一個“平麵化狂歡”時代。“平麵化狂歡”表明當代文學敘事不再承受曆史元敘事的壓力，但也因此使人對其缺乏思想深度和力度感到不滿足。年輕一代的寫作從曆史壓力底下解脫出來之後，一味追尋個人經驗和感性直觀的表意方法，確實縮減了文學表達的內涵。這使富有活力的當代文學寫作陷入二難境地：從曆史壓力中解脫出來的寫作並不意味著找到一勞永逸的出路。所謂晚生代、新生代或更年輕的寫作群體，他們的寫作依然經常招致懷疑。因為，曆史並沒有終結，特別像中國這樣的傳統深遠的發展中國家，在現代性的曆史進程中，堅持走著自己的路，它不會輕易放棄自己的曆史。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那樣，盡管現代性已經走到盡頭，但現代性依然是一項未竟的事業。這二者構成的張力確實使當代中國的現代性處於一種極其矛盾的境地。
我們之所以說現代性走到盡頭，也就是說現代性的那些價值觀念、社會理想和目標，在中國始終麵臨挑戰，麵臨被改寫和歪曲的窘境。現代性一直在“延擱”完成，當人們認識到還有那麼多的現代性思想資源沒有被使用時，卻發現現代性已經力不從心，當代社會似乎脫離現代性的軌跡向著不同的方向行進。就從思想文化方麵來說，後現代的各種思想理論已經進入人們的視野，後現代社會的各種現象和現實願望也在當代社會中產生影響。前現代、現代與後現代的混合，使得當代中國社會現實異常複雜矛盾，所謂的多元化格局，並不是在一個層麵上的多元，而是多個層麵的混淆、無序、交叉和錯位。現代性走到了盡頭，它卻依然反反複複地延擱出場。
在二十一世紀的全球化格局中，中國在政治經濟方麵將處於強勢階段，這會強化它在文化方麵的曆史／民族認同感。很顯然，在二十一世紀如何重新建構中國的民族一國家曆史（元敘事），無疑是一項重要的意識形態任務。當然，意識形態要麼是全能的，要麼是無用的。這就需要通過思想文化的有序發展來建構新的意識形態體係。因此，21世紀的中國文學，很可能會趨於重新建構一種曆史化敘事。盡管這種曆史敘事不可能是在原來的革命曆史元敘事的基礎上加以重複，但它會以更富有文化蘊含的反思性的思想體係為前導，給中國文學提供深刻而有活力的精神資源。當然，更進一步地說，重新曆史化也不可能建立總體性的思想傾向和審美準則，它隻能是文學共同體中存留的一種思想，一種堅硬的抵抗力量。準確地說，這種重新曆史化可能應該稱之為“後曆史化”，它是在全球化的語境中，在中國更徹底地進入現代世界體係的進程中所表現出的曆史反思。很顯然，在這種反思中，反思的主體不再是真正的曆史主體，文學群體的邊緣化，使得文學反思主體是以邊緣化群落的立場位置來表達自身的曆史境遇，來抵禦曆史化的全麵消失。反思並不是麵對真實的曆史——麵對曆史實際的消失說話，而是對缺席的曆史說話。
當然，當代中國消費主義占據主導地位的文化潮流與文學可能建構的曆史認同相矛盾，這使曆史敘事的重構呈現更為複雜的狀況。．例如，那些試圖重新尋求思想衝力的文學寫作所呈現出的矛盾，就預示著當代中國文學在現階段的困境及可能性。
當代小說確實已經失去了單純性，它那種含混的多元化因素似乎在鑄造一種新品質的文學。但就從目前的狀況來看，斷裂的痕跡還過於分明：這主要是指從傳統嚴肅文學向消費主義文化轉向的幅度過於迅速，文學的主導趨勢過於靠攏消費主義時尚。也許，文學這種最古舊的文化類型，它的力量所在，並不體現在那些最迅速簡單明了追逐潮流的行動者，可能是那些觀望者、眺望者和眷戀者能把握更為充分複雜的曆史變異。
也就是說，具有這種複雜性特質的文學藝術，正是那些有內在豐富性，以非曆史化的方式觸及到曆史深度——也就是在非曆史化與重新曆史化的衝突之間，從而表現了較大的精神跨度的作品。這當然是極少數的作品才具有這種表現力。荊歌、熊正良、東西們的寫作，在有意識地抗拒曆史變異的層麵上，他們試圖連接傳統的精神價值；而在無意識地落入感性描寫的圈套後，卻又適應了當代審美趣味；在這一意義上，他們的藝術表現力為當代文學敘事可能向它所最欠缺的二種美學要素方麵——厚重和銳利拓展，做出了有效的貢獻。當然，這裏所說的“厚重”和“銳利”也是相對的，因為當代文學從總體上看顯得輕薄和圓滑，而荊歌、熊正良們的文學敘事，則是顯示出某種個性化的力量。
當代文學確實被消費主義文化所吸引而向著感性化的方向轉化，這也許並不意味著當代文學就從此走向窮途末路。現實確實具有不可超越性，當代消費主義審美霸權之所以能夠發揮支配性的作用，這顯然具有它的曆史合理性。從宏大敘事中解脫出來的文學，逃離曆史深度之後，它也需要在感性和感官刺激的層麵獲得休整。
那些懷抱著傳統記憶的寫作，盡管那些深重的主題，被消費主義的曆史之手分裂，隻存留部分的因素在起作用，恰恰是這有限的部分，包含著非曆史化與重新曆史化的張力，造成了細微的差別——它與傳統經典文學，與消費主義的流行文化，與其他霸權文化——構成細微的差別，這才是它獨行其是的另類道路。真正的勇氣、真正的理想、真正的力量不是天馬行空，無所羈絆，而是在與現實各種力量的衝突較量中，在百般的磨損中，依然一息尚存，那才是真正可貴的質地，那才是曆史——經非曆史化／後曆史化的過程——得以存留延續的真正的根莖。
（撰稿：陳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