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來，記者宕開一筆使用了大段背景資料，主要包含下列信息：1、與中國其他地區相比，西藏在許多方麵都比較落後，中央政府擬用西部大開發計劃和青藏鐵路刺激經濟；2、藏人珍視藏傳佛教文化，“憎恨屠殺生靈的行為”，呼應了第一個新聞點中提到的宰殺犛牛一事，並間接提出了除經濟原因之外，農牧民不情願宰殺犛牛的另一個原因；3、“漢人正在控製當地經濟”，這個觀點多次借間接引語的形式夾雜在事實描述中，但值得注意的是消息源指代不清；4、那曲的地理環境；5、中國的城鄉差距是“全世界最嚴重的”；6、中國共產黨1949年以來在西藏推行的經濟政策。
然後，接續前麵的第一個新聞點，報道引出第二個新聞點和第二個主要的新聞人物那曲縣縣委主管經濟的官員“段祥錚（音）”，他告訴記者今年（2006年——筆者注）全縣經濟總量要增長50％，五年後要翻兩番，而740萬頭生畜是實現這一目標的支柱。其間穿插對段祥錚的個人簡介。
緊跟著是第三個新聞點：青藏鐵路的開通將為實現全縣的這一經濟目標提供很大幫助，為此報道列舉了一係列受益於青藏鐵路的公司和個人——1、西藏冰川礦泉水有限公司；2、玉龍銅礦；3、一家與北京某公司合作準備從那曲的鹽湖裏提取碳酸鋰的加拿大公司；4、雖抱怨西藏人觀念不夠開放但仍渴望尋找商機的南方企業家吳勇攀（音）。其間附加一小段有關青藏鐵路的背景資料，並借一位未署名的政府官員的話將它與“那條橫貫美國大陸的鐵路”相比。
行文再次回溯至第一個新聞點，並引出第四個新聞點：重提宰殺犛牛中的文化問題，呈現藏民、一位西方學者、當地官員、中央政府多方對此的觀點，同時也指出，盡管存在一定分歧，但當地牧民還是希望能通過政府資助的牛奶合作社打進遙遠的外部市場。
再附加一長段背景資料：1、有關犛牛及犛牛製品的市場銷售情況；2、青藏鐵路的貨運量；3、前一年發生的一起藏族牧民搶劫和焚燒漢人屠宰場事件，第三次呼應宰殺犛牛的話題。
最後，報道結束在故事開頭時的主人公“尼瑪（音）”的話中，他肯定青藏鐵路的經濟效益，同時表示依然不喜歡宰殺犛牛——第四次呼應該話題。
經過這一梳理，我們可以發現，盡管對材料的處理頗有草蛇灰線之感，但第二篇報道還是有其鮮明的主幹和主題的：借宰殺犛牛一事記錄青藏鐵路使西藏感受到的經濟發展脈動，其中的文化問題不容忽視。
三、新聞學的基本麵分析
就一篇經濟報道應完成的基本任務、達到的基本目標來說，筆者綜合這兩篇同題報道，總結出它們以下相同和不同之處，而不管同還是不同，都有著深厚的理論內涵可以挖掘。
相同之處是兩者都采用了以小見大、管中窺豹的入題和點題的報道手法。中國記者找的點是堆龍德慶縣，美國記者找的點在那曲縣。這兩個點都各有其典型性，堆龍德慶以農業為主，那曲則是純牧業縣，所以，中國的報道側重在祖祖輩輩依賴土地為生的當地農民如何跳出“農門”，走出“山門”，美國的報道則關注畜牧業的轉型。這說明中外記者在取材選題時都充分考慮到了經濟報道不應滿足於某一現象的淺層次呈現，而應做趨勢性研究。無論是堆龍德慶還是那曲，它們都可以輻射、代表一大片具有類似區域經濟特點的地域，記者通過對它們的“深描”無疑會給它們背後的更多地區以資效仿的發展信息和發展經驗。經濟報道的這種遷延性應成為深植報道者內心的思維意識。
至於不同之處，則多一些。
第一，從信息量的飽滿度看。第一篇報道隻搭了一個骨架，充盈的內容有限，新聞故事所起的活躍文本的裝飾作用遠遠大過支撐報道主體的結構性功能；第二篇報道恰恰相反，非常用心地講了一個有頭有尾的故事，所有看似旁枝斜莖般的背景信息都與這個故事水乳交融，讀它似乎不隻是在讀一篇“文章”更是在讀一段“生活”。
當然，這兩篇報道的體裁不一樣，第一篇是消息，容量有限，結構緊湊，無論是文字還是層次都不適宜太過鋪排，第二篇則長達近4000字，稱得上是深度報道了，所以視域開闊。不過，盡管有形式上的客觀差異，這也不能作為回避問題的借口，因為國內記者不夠重視報道附加值的通病一直存在。正如《西藏日報》的這篇，我們甚至都沒有看到記者想要增添些背景材料的努力，而即使是消息難道不也同樣需要立體感嗎？這就好比一幅照片，都是近景，沒有遠景、中景，那麼結果會怎樣呢？可想而知，平板一片，沒有層次、沒有對比，最終也就沒有了升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