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方麵的不足其實在各個報道領域都有反映，而就經濟報道來說，除了積極借鑒西方記者的發散性思維外，更關鍵的還是要加強對經濟報道獨有的生長性和延展性的認識，用信息論的觀念提升對經濟報道價值的理解，因為一個樸素而淺見的道理是，經濟報道是當資源來使用的，信息越充分，決策力、行動力才越有依憑。
第二，從議程設置的主動性和實際效果看。第一篇報道旨在正麵解讀青藏鐵路對西藏經濟發展的影響，但總體屬於浮光掠影似的掃描，基本看不出對某個議程主動設置的意識和痕跡，其積極主題是透過“樂嗬嗬”、“機遇”、“增收”、“青睞”、“門庭若市”、“越走越寬”、“越過越紅火”等具有正向語義聯想色彩的語詞表達出來的；第二篇報道的主題顯然沒那麼正向，但它卻不是通過話語符號表達出來的，事實上，它的話語符號以中性詞偏多，即使有少量諸如“管製”之類情緒較重的詞，也盡量以人物引語的方式力顯其“客觀性手法”，對於“尼瑪”的不滿，記者的處理也完全不是加諸一個與“樂嗬嗬”相對立的形容詞。相反，第二篇報道的主題是通過對宰殺犛牛中的“文化問題”這一議程多達三次的反複強化、深描出來的，它給人的印象之深幾乎替代了對青藏鐵路給西藏帶來經濟效益這一在我們看來無疑是更主要的意義的感知。
所謂議程設置，指的是大眾傳播具有一種為公眾設置“議事日程”的功能，傳媒的新聞報道和信息傳達活動以賦予各種“議題”不同程度的顯著性的方式，影響著人們對周圍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斷。傳媒不僅是重要的信息源，而且是重要的影響源，是“從事環境再構成作業的機構”。[郭慶光：《傳播學教程》，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第214、217頁。]
傳媒無時無刻不在進行的選題就是一個議程設置的過程，但比較了西方記者的報道後，我們是不是會受些啟發：選題是設置議程的首要環節，可僅有設置還不夠，議程還需要強化，否則選題最多提供一個話題，卻不能形成主題。雖然西方媒體的立場和我們有分歧，但不可否認他們強化議程的手段比我們精巧和豐富，這些手段包括貼標簽、符號化、隱秘地表達傾向等。
以宰殺犛牛這個議程為例，對於如何描述它的性質，美國記者“設置”的材料看似平衡，實則有輕重主次之別，有些概念一筆帶過，有些概念則迂回駐留。比如，報道提到中國政府推行有步驟地宰殺，是因為要發展“犛牛肉製品產業”，同時“西藏的犛牛數量太多，沒有做到係統養殖，而且過度放牧已威脅到當地草場的存亡”，看來這是一個生態問題和經濟問題。報道也提到藏牧民“尼瑪”不願意宰殺，是“出於‘家庭’原因”，這個“家庭”原因具體而言指的是家庭財產收益，顯然也屬經濟問題。但由於報道同時還提供了更多“漢人正在控製當地經濟”、共產黨政權在西藏的經濟政策、藏民宰殺犛牛的儀式、一位西方學者對這種儀式賦予的“安詳、樸素而有尊嚴”的評價等背景材料，一下子便把一個經濟問題、生態問題強行設置成了“在發展犛牛業的問題上，文化問題似乎比較突出”，甚至不排除還隱含著民族問題、意識形態問題等隱喻。
西方媒體一直宣稱新聞的客觀性和客觀報道手法，西方受眾也有反感、警惕宣傳、灌輸的思想傳統和文化心理，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們放棄既有的傾向、立場和觀念形態，隻是更善於用“事實”、“議程”等合情合理的傳播手段巧妙地表達罷了，否則很難想象“客觀”的新聞報道如何還能承擔起“發聲”、“揚聲”的功能——而這恰是第二篇報道的高妙之處，你一眼就能看出它是有偏好的，但你又不能斷然指斥它是不客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