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較之下，中國記者在這方麵的經驗還十分稚嫩。“丹增貢嘎”的故事為什麼不可以像“尼瑪”的故事那樣“開發”得更深入一些？“尼瑪”被“設置”成一個文化問題，那麼不妨讓“丹增貢嘎”回歸經濟問題。所以，記者報道家庭旅館著力點不能隻在“開”上，怎麼想到“開”的、觀念的轉變有無阻力、前期資金是怎麼籌措的、有無銀行貸款、人力如何解決的、與工商衛生等政府部門是如何協調的、客源從哪裏來、顧客反映如何、營業額多少、利潤多少、下一步的計劃是什麼等等。一個地區經濟發展的轉型不能隻停留在數字播報上；某種生產生活經驗的推廣不能大而化之地隻給出一個結論，忽略了更關鍵的過程；人民生活的改善、幸福感的提升也不在於形容詞用得多麼密集、圓熟……新聞有新聞的技術規範和報道技巧，它需要盡力做到客觀，也不回避一定的立場，其中的規律要尊重、要琢磨，西方記者的手法值得專心研習。總之一句話，重要的是，家庭旅館不能隻當做“話題”而要演繹成“議程”。
第三，從對事件的基本理解看。第一篇報道把青藏鐵路視作發展的契機；第二篇報道即使不是反對、抨擊，至少也是在憂慮。這一點不同是最本質、最根本性的，前兩條不同均源於此。
當今社會是個融合的時代，各種意識形態、文化心理交相碰撞。冷戰思維缺乏建設性誠意，不利於解決問題，正視、交流、溝通才是正途。西方媒體蓄意誤讀中國，耍雙重標準，同樣的事拿到別的國家去說是一個說法，換作中國就變成另一種說法——這種狀況不能說沒有，但作為一個成長中的大國，中國必須習慣麵對各種眼光、各種誤解，甚至各種挑釁。我們的思維方式不妨改一改，先不是反擊對方，而是先審視自己：我有沒有把信息傳播和輿論引導的規律用好、用巧，把自己的價值判斷說透、說全，既非公告也非直白而令人反感的宣傳。
《西藏日報》的報道隻是一個案例分析的縮影，有一些改進建議不見得僅針對它。首先，經濟建設中的成就務必實時跟進，正麵報道為主的主線要堅持，否則更無法和不同的聲音對話。
其次，對所謂正麵報道的理解不能偏狹，不能以為正麵就是謳歌，這不是新聞傳播的專業用語，正麵也要建立在符合客觀事實和發展規律的基礎上。就拿青藏鐵路的開通來說，不管出於何種動機，西方人士愛把焦點放到佛教文化與世俗文化的衝突、經濟開發與生態環境的衝突上，把現代文明視作傳統文化純潔性的對立麵，而忽略了當地民眾的生存發展權、主權國家獨立製定經濟發展戰略的自主權，也忽略了全球化是時代潮流，現代並不必然與傳統對峙，文化隻有在交融而不是閉關自守中才能煥發生機、傳祚萬世。因此，我們的經濟報道在關注某個微觀經濟事實之外，還要有意識地不斷拉大背景焦距，為受眾建構一個中觀或宏觀的認知框架，包括中國當前所處的發展階段是怎樣的，自由貿易對一個發展中國家意味著什麼，中國經濟發展、結構轉型對世界會貢獻什麼，民眾的利益需求與選擇具體有哪些表現，政府對物質文明、精神文明與生態文明的平衡協調有何考慮，西方發達國家當年在麵臨類似問題時是如何經曆過來的等。學習西方記者的經驗，把這些信息用概括材料、骨幹材料、背景材料、細節材料、引語、故事等各種手段、形式“設置”到報道議程中去，增進受眾對中國國情的了解、對曆史特殊性的了解、對文化個體差異的了解，由此才能激發真正有價值的理解乃至認同。
第三，經濟報道要特別善於抓點，抓完整的點、動態的點。值得注意的是，這個點不能是最後形成結論的那一點，而是過程中的點，透過點展示過程。有了過程，尤其是既有過程中的亮點，也有過程中的難點，一個經濟現象才真實。我們一直比較避諱談困難，尤其是報道成就時，總給人一好百好的感覺，就像“丹增貢嘎”的家庭旅館，一定隻有“樂嗬嗬”，但收益總是與風險並存、成就總是在與困難的較量中取得，還原經濟生活的本來麵貌，這樣的報道才能產生公信力。
練好內功，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我們也應當看到，西方記者的報道也未必都是典範，其中暗含的套路同樣夾雜著深深的刻板印象，也難說模範地踐行了客觀原則而不是在宣傳——盡管他們總是指責我們是宣傳機器。細細解剖一下，利於知己知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