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爾街日報》的報道對材料的使用看似順手就勢、無所定律，其實頗為有心。以篇幅眾多、不時靈活穿插的背景材料為例，它算不得骨幹材料，看似可有可無，但點撥、提煉作用不容小覷。它重筆圖描的幾個點，“矮化”效果明顯。
最典型的一個點是把漢人與藏人分化成兩個對立的群體。具體材料是這樣用的：“許多人對漢人插手他們的事務持懷疑態度；為配合中央政府六年前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政策而實施的一些經濟集約化發展政策在一些人看來是某種形式的‘殖民’。”“西藏人認為，漢人正在控製當地經濟。在拉薩，你很難看到出租車司機、餐館服務員或幹體力活的工人裏有當地人，因為從國內其他地方來的人即使工資低些也願意幹。”“據鐵道部官員朱振生（音）透露，在前不久通車的青藏鐵路建設過程中，十萬建設大軍裏隻有大約10％是西藏本地人。”職業新聞記者一定會一眼就看出這幾段文字中的硬傷：除了“鐵道部官員朱振生（音）”以外，其餘三個消息源——“許多人”、“一些人”、“西藏人”，都十分模糊，焉知不是莫須有的虛構。此外，用當地人與外地人數量的比較來佐證漢人對藏人的經濟控製，看起來也很古怪，既不合邏輯也不合情理。漢人、藏人都是中國人，一個國家內部正常的勞動力流動是市場活躍、經濟繁榮的表現，何來“控製”？即使工資低也願意到西藏去，這是個人對經濟發展的預期所致，難道也是為了“控製”？如果這個邏輯成立，美國自己就是一個移民國家，相對印第安土著來說，它是不是在殖民呢？
值得注意的是《華爾街日報》的報道還非常典型而熟練地運用了兩種宣傳策略。
1、辱罵法。辱罵法“是給某思想賦予一個不好的標簽，使我們不檢查證據就拒絕和譴責這種思想”。“殖民”、“控製”，以及後文在批評中國政府在西藏施行的經濟政策時用到的“控製了當時處於獨立的西藏”、“管製”、“災難性後果”都是具體體現。前麵說過美國記者的報道很注重用背景材料輔助表達主題，但在使用這類結論性的、情緒很“重”的詞語時卻對相關背景惜墨如金，隻有一個籠統的斷定，沒有證據、沒有解釋，似乎隻在讓人記住詞語本身。“為配合中央政府六年前提出的‘西部大開發’政策而實施的一些經濟集約化發展政策在一些人看來是某種形式的‘殖民’”。西部大開發的動因是東西部地區發展差距的曆史存在和過分擴大，相對粗放而言的集約化也符合現代經濟的發展潮流。很難想象，在缺乏上述必要交代的情況下，“某種形式的殖民”具體是指什麼？西藏自古就是中國的領土，從來就沒有獨立過，也從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甚至包括曆史上曾策劃分裂西藏的國家）在外交上正式承認過西藏是“獨立國家”，《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罔顧史事卻拋出一個侵犯主權的概念，這也是明顯的“辱罵”。至於中國六十年代的經濟狀況，顯然更是一段複雜的曆史，當時整個中國都在艱難、曲折地行進，非獨西藏一地，而報道依然采用順手一筆又不說透的做法，很容易讓人產生當時的經濟政策是故意針對西藏的印象。
2、平民百姓法。平民百姓法“是指某講話者企圖讓受眾相信他或她的想法是好的，因為這些想法是‘人民的’想法，是‘普通老百姓’的想法。”在《華爾街日報》的報道中，記者多次引用未明確署名的“西方人”、“許多人”、“一些人”、“西藏人”、“漢人”、“那曲牧民”等的直接或間接引語，打的就是這種“平民百姓牌”。這些消息源雖然指代模糊，但由於用的是整體概念，又與那些指代清晰的消息源混雜在一起使用，所以容易讓人忽略它們技術處理上的不足，而記住其隱含的“這是代表了大多數人的意見”的潛台詞。這種做法顯然有違於西方人士常指責的中國報道慣用“廣大人民群眾”、“各界人士”等話語為公眾“洗腦”的論調，這也再次證明新聞報道的客觀性終究是相對的，它的意識形態屬性總會透過各種層麵釋放出來，因此，對於西方新聞界不能隻是察其言，更應該觀其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