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發展傳播學的視野拓展
通過上述對兩篇同題經濟報道的分析，我們能夠對兩位記者的報道角度、報道流程、報道傾向、報道風格等有個大致的了解，二者的差異也清晰可鑒。然而，我們的思考未必可以停下，往深了想：為什麼我們和西方的報道有如許差異，尤其是在對事件的基本理解層麵上？對於中國記者而言，該如何理解經濟報道在當前國家建設與發展中的職責作用？
發展傳播學的相關理論或可提供一個有益的視野拓展。
發展傳播學是研究如何利用大眾傳媒，促進世界上發展中國家社會和經濟現代化這一被西方學者認為是“可怕的攀登”的過程，或使這一過程變得順利。這項研究是美國傳播學奠基人之一的韋爾伯·施拉姆（Wilbur Lang Schramm）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支持及資助下於上個世紀60年代展開的。當時的時代背景是二戰後，那些獲得民族解放和民族獨立的第三世界國家迫切希望像英、美等發達國家那樣走上現代化的發展道路，而發達國家出於抗衡共產主義運動等國際戰略發展的多重考慮也願意通過各種手段拉攏、幫扶這些國家，大眾傳媒就是其中一種手段。按照當時對現代化的理解，現代化是所有社會、所有民族都將經曆的普遍的進化過程，這個過程已經由西方發達國家走過，所以發展中國家的當務之急就是摒棄落後的傳統意識，接受西方的契約精神、工業文明和民主製度。要實現這一目標，徹底轉變觀念、積極學習工業革命以來空前增長的科學知識至關重要，大眾傳媒作為一種有效的信息傳播工具便承擔起了這一社會教化的職能。
關於發展傳播學半個世紀以來所經曆的理論範式流變，英國傳播學者科林·斯巴克斯（Colin Sparks）曾將其曆時性地總結為以下四種：主導範式、帝國主義範式、全球化範式和一種新範式。
主導範式信奉社會變革是個體變化的集合，因而極力推崇賦予國家和那些可能讚同變革的精英人群以權力，籍由創新擴散的傳播實踐為整個社會描繪新藍圖，從而帶動民眾的個人轉變。主導範式強調的是國家控製和傳播具體信息的導向性，並且認為大眾傳媒對大眾可以產生直接的影響。但在接下來的二十來年中，主導範式很快遭遇了批判，最猛烈的批判就是該範式在實踐中不具有可行性。發展中國家自身有著各種各樣的社會群體，這些群體又擁有各自不同的物質和精神資源，因此致力於發展傳播，不是將其理念灌輸給一群相似的傳統人群，而是要將其注入進一個社會結構之中。“主導範式”因為忽略了社會結構的重要性而無法深刻地把握後發國家變革和發展道路上的真正障礙，甚至還在很大程度上破壞了它們通向發展的其他可能的途徑，在現代（西方）與傳統（非西方）之間造成了激進的對立。
對社會結構的重新發現以及西方社會60年代的現代性危機直接導致了主導範式之後帝國主義範式的興起。該範式認為盡管殖民帝國時代已成為曆史，但政治上的獨立並沒有結束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之間所存在的那種依存與控製關係，國家的正式獨立也並非意味著廣播電視等大眾傳媒能夠按照發展中國家的全民利益來發展。帝國主義範式尖銳地指出了國際信息傳播的不平等，為發展中國家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爭取國際信息傳播新秩序提供了理論支持。但失之偏頗的是，帝國主義範式過於關注發展失效的外部結構，側重批判發達國家的媒介體製和發展狀況，而對發展中國家的內部結構缺乏應有的重視，未能為發展中國家的傳播發展路徑提供切實有力的建設性見解。全球化時代到來後，傳播理論、媒體結構、受眾結構等都發生了許多新變化，該範式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落並被全球化範式取代。
全球化範式是基於自由貿易和自由市場的盛行、媒體和傳播的中心地位、超國家性組織的發展、控製權力的缺位、多個製作中心和複雜的節目流、全球媒體產品的出現、全球化與本土化的並存等一係列假設而提出的。而在科林·斯巴克斯看來，全球化範式是一個需要謹慎對待乃至質疑的理論，比如，他認為並不能以全球化的到來而否認民族國家依舊可能具有的作用，因為無論市場多麼自由和強大，它都不是一個離得開國家而自行調節的結構；媒體產品的跨境流動也不能作為民族國家衰落的例證，因為接受信號的國家依舊擁有對這些服務進行有效控製的權力。所以，他建議綜合借鑒主導範式、帝國主義範式和全球化範式，吸收公眾參與，在兼顧國內和國際結構兩個層麵的基礎上，構建一個新範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