發展傳播學盡管經曆了諸多研究範式的演變，但其中心議題仍然是：如何通過大眾傳媒促進國家發展，“解決世界上最窮苦人口所麵臨的社會、經濟和文化等方麵的壓迫問題”，說到底，這都緊密圍繞媒介的功能展開。其代表人物和基本觀點如下——
1、埃弗雷特·M.羅傑斯（Everett M.Rogers）：提出了曾經是發展傳播學主導範式的創新擴散模式，認為合適的傳播策略可以有效地勸服人們接受創新與變革的觀念以及必備的知識、技術。
2、丹尼爾·勒納（D·Lerner）：認為大眾傳媒具有“移情”作用，即大眾傳媒通過信息傳播，使人在突破曆史和地理環境局限，了解了外部新事物後，能夠站在別人的地位來看自己，由原有的某種角色轉換為另一種新角色，從而成為有著現代人格的新人。大眾傳媒不僅能刺激這種移情性格的產生，還能將這種人格傳播至全社會，即在國民中普及此種人格，故被稱為現代人格的“奇妙的放大器”。
3、韋爾伯·施拉姆：通過著名的“六點行動計劃”表達了大眾傳媒是國家現代化促進器的媒介觀。這六點行動計劃包括——大眾傳媒第一應當被用來“塑造一種國家情感”；第二，扮演國家計劃的喉舌；第三，擔負教育責任，教會人們“必要的技能”；第四，在擴展市場方麵，也可以有積極的作用；第五，幫助民眾適應計劃成功後所帶來的社會變化；第六、還要承擔“教育民眾具備主權意識，也就是每個公民都應當具備國家主權意識”。
4、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大眾傳播媒介是資本主義國家文化霸權的名片，世界傳播秩序的不公正製約第三世界的發展，所以，發展中國家必須建立獨立的傳播體係。
5、馬傑德·泰拉尼安（Majid Tehranian）：鑒於早期發展傳播學偏重以媒介為中心，忽視人際和組織傳播網絡，包括傳統的和宗教的網絡，泰拉尼安提出了第三條發展與傳播的道路，即社群主義的道路，旨在強調個人或者組織在國家發展中的作用與地位，強調人的民主參與地位和人的價值的實現。在這一思路指導下，泰拉尼安倡導把傳播媒介作為內在的國家發展工具，以是否促進了人的發展來衡量媒介發展與國家發展的標準。同時，他還提出發展中國家應該實施選擇性的媒介發展戰略，即傳媒在促進國家發展過程中既要堅持獨立自主的指導思想，注意保存本土文化、民族特征以及民族自信心，也應堅持對外開放，有選擇地參與資本主義體係。
綜合上述代表人物的基本觀點，我們或可對發展傳播學的基本立場做如下總結：
第一，大眾傳媒應把國家的發展目標放在優先考慮的位置，這是其最高的社會責任；
第二，大眾傳媒與政府的關係是合作而非挑戰，由政府的計劃來調動傳媒是合情合理的；
第三，大眾傳媒在塑造現代人格、促進民主參與方麵功用顯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