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必要的鋪墊：現代化理論
經濟報道必須研究經濟，這屬於常識性認知，但研究到何種深度與廣度，用何種方法、何種理論提升研究的質量，不同的記者會有不同的理解。最基礎的層次是研究自己的“報道口”；高一點，是研究相鄰的“報道口”；再進一步，則應是“打通”所有的“報道口”，並超越感性的枝節層麵，躍升至理性的邏輯高度，研究各種經濟現象背後更深層次的曆史因素、時代因素、製度因素、人文因素，找到貫穿各種問題的“綱”與“領”。作為立誌成為資深經濟新聞記者的報道者，自己也要成長為一個經濟學家，這是首要之義，但同時還應有曆史學家、政治學家、社會學家的學識、素養和膽識，胸懷國家戰略發展的大棋局，洞悉國計民生的艱難與複雜，建構更富建設性的價值觀。
正是基於這一認識起點，筆者認為專辟一節適當探討一下當前我國經濟社會所處的曆史階段，麵臨的曆史任務，並由此解析我國經濟報道的基本語境、總體風貌，闡釋它“是怎樣”、“緣何這樣”，以及“應該怎樣”是合適的，也是必須的。
關於社會進化、社會變遷、社會發展的現象、動因、規律、理論總結，是社會學的分支學科——發展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和主題。從西方古典社會學時期起，埃米爾·塗爾幹（émile Durkheim）、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卡爾·馬克思（Karl Marx）等一大批偉大的哲學、社會學家對此均有深入思考，留下了皇皇巨著。二戰以後，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的並峙引發理論界、實務界對現代化的研究進入高潮，其核心議題歸納有三：什麼是發展？為什麼非西方不發達國家未能實現現代化發展？非西方不發達國家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發展？對於上述問題的解答，西方發達國家的學者一度占據壟斷地位，研究視野也一度以西方為本位，然而這並不能很好地解決中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的實際問題。上個世紀80年代改革開放以後，中國走上了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道路，中國的學術界也迅速開始係統爬梳、總結中國的現代化理論。
簡單來說，中國的現代化屬於“後發外生型”，與英、美、法等為代表的“先發內源型”國家在現代化的背景和邏輯、動力和矛盾、漸進性和快速性、發展和限製等方麵存在顯著差異——[以下四段參考自童星：《發展社會學與中國現代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259至271頁。]
先發內源型國家在從傳統到現代的轉變過程中具有“自然”和“自發”的特點，它們基本服從著“看不見的手”的支配，遵循的是“先發展、後轉型”的邏輯，其現代化過程基本是一個從個人權利出發，在契約和交換的基礎上構建社會關係的發展過程，隻有在市場失靈的場合與領域，國家幹預主義才登台表演。中國的現代化是在外族入侵、亡國滅種的生存壓力下被迫起步的，由具備能動性和強製性的政府所主導，遵循的是“轉型—發展交叉”的邏輯，往往是由國家（政府）製定追趕（乃至趕超）戰略，調整政策體製，培育市場體係，因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既充滿著令人鼓舞的超常規式的發展，也有導致巨大災難的失誤。
先發內源型國家的現代化動力直接來自國家內部和社會底層，是國內自下而上地釋放“人欲”的過程，也是滿足“人欲”的過程，是無數個體之間反複博弈的結果。中國現代化的發展動力來自國家外部和社會上層。當國門被打開後，處於社會上層的敏感集團包括官員和知識分子階層等，發現自己的國家遠遠落後於先發國家，而且常受其欺負，於是就設計和采取趕超型的戰略，但在實施時容易隻關注先發國家發達的經濟，忽視本國國情，采取刻意模仿或硬性移植的方法，以及較少顧及民間的創造力和個人的自由意誌。
在發展的速率上，先發內源型國家走的是漸進性的經濟增長過程，卻充滿了極富原創性的一係列質變。中國的後發外生型現代化則在轟轟烈烈的快速增長中鮮有原創性，隻是在不斷地移植與放大先發國家創造性的成果，縮短先發國家創新性發展的時間曆程，而一旦我們的追趕眼看就要跟上在前麵“領跑”的先發國家時，由於先發國家又一項原創性的突破，我們與其的差距又突然被拉大了。
最後，先發內源型國家對於中國的現代化多少是一種“榜樣性”存在，但其實也有著難以取舍的發展與限製的矛盾，比如：先發國家利用其先行優勢所造成的客觀事實和既成格局，使我們這樣的後來者的發展受到限製；先發國家的目標模式和發展道路所帶來的正負雙重效應，對我們來說“誘惑”與“驚嚇”並存；對先發國家社會結構的模仿通常還因為不得不與本國傳統文化相契合而麵臨“貌似”與“神似”的兩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