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一提的是，在對中國後發外生型現代化進程的研究中，曆史學家羅榮渠的“現代化新論”，經濟學家厲以寧的“轉型發展理論”，社會學領域陸學藝、鄭杭生、李培林等人的“社會轉型理論”都是其中的佼佼者，為幫助我們增進對基本國情的了解和理解提供了有益的視角與見解。
羅榮渠用“現代化”的新範式重新為中國近現代史做時間劃斷。他指出“中國現代化經曆了三次大的發展模式轉換，出現了三次現代化的局部斷裂，這在世界各國現代化史上是少見的”[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497頁。]。具體而言，中國現代化運動的脈絡是[以下四段參考自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497至502頁。]：
1、十九世紀下半葉到二十世紀初，即從自強運動（也稱洋務運動——筆者注）經過維新運動到立憲運動，這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初始階段，是在舊王朝體製下探索資本主義發展取向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時期。由於舊政治體製原封不動，缺乏現代化的領導核心，更致命的是缺乏任何製度性改革的支撐，所以中國最初的工業化不可避免地遭遇了中日甲午海戰的慘敗、變法維新的不成功的嚐試，以及清王朝最終的覆沒。
2、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9年革命（原文如此，但筆者疑為“從1911年辛亥革命到1945年抗日戰爭結束”，否則無法與下一階段銜接，後文的“40年”也疑為“30年”——筆者注），這40年是中國內憂外患同時加深、半邊緣化與革命化同步發展的時期。國家的實效統治斷裂，現代化處於自發的遊離狀態，被擠壓在一條窄縫中斷續地進行。
3、1946—1949年解放戰爭是中國兩條道路的大決戰。共產黨的勝利帶來了發展模式的第二次全麵大轉換，中國走上了社會主義道路。這次模式大轉換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兩個體係對立的特殊曆史條件下進行的，因此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兩大思潮的國際鬥爭在中國的鮮明反映。這是中國早期現代化所沒有的一個新的國際特點。
4、1979年以來的模式轉換是一次非常特殊的體製內改革。這可說是1949年模式大轉換以來的又一次模式大轉換，是中國現代化運動的第三次大轉折。中國通過近半個世紀的實踐，並經曆了一次內部發生的錯層式的現代化（指建國後極左思潮影響下的“大躍進”——筆者注），才找到了適應世界潮流、兼采各國所長的發展方式，實現了從單純政治方式推動經濟發展到加強經濟手段推動經濟發展的根本性轉變，走上了比較平穩的經濟持續發展道路。
厲以寧的“轉型發展理論”[參考自童星：《發展社會學與中國現代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年，第467至480頁。]的創新性在於，他看到了中國現代化的特殊性：既要完成經濟發展任務，又要完成體製轉換任務，二者相輔相成。而要實現這雙重任務，不能僅僅依靠提高生產力，還必須克服一係列不利於社會前進、經濟發展的阻礙，其中需要克服的最大阻礙就是傳統的社會結構，如土地製度、宗教勢力、家族製度，以及意識形態方麵的統治。因此，對於中國這樣的轉型發展中國家，需要用不同於判斷一般發展中國家經濟形勢的新標準來判斷經濟形勢，即，既要以有單一發展任務的國家和地區做參照，也要以有體製轉軌任務的國家和地區做參照。比如通貨膨脹問題，中國1993年的通貨膨脹率達到15%左右，1994年達到20%以上，這是否說明通貨膨脹率太高了呢？通過與其他轉型國家比較，發現這個數值不僅不高，反而還比較低。這說明在暫時還難以實現低通貨膨脹與高經濟增長並存的經濟形勢下，隻能盡力使通貨膨脹不至於過猛過高，從而實現“發展優先，兼顧物價穩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