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麼，如何才能實現轉型與發展兩大任務呢，厲以寧認為亟須解決三大問題：貫徹以產權改革而不是價格改革為突破口的改革思路；相較穩定物價優先，更應實施就業優先的發展戰略；把經濟增長分析而不是貨幣流量分析作為發展的評價標準。除此之外，還必須營創有利於啟動轉型發展的社會環境，即必須解決好與轉型發展相配套的宏觀經濟調節、社會協調、觀念更新等問題。
陸學藝等的“社會轉型理論”[同6，第480至486頁。]則從社會學角度指出社會轉型是一種整體性發展，是一種特殊的結構性變動，是一個數量關係的分析概念，而中國已進入一個新的社會轉型時期。其轉型的主體是社會結構。轉型的標誌是：中國社會正由自給、半自給的產品經濟社會向市場經濟社會轉型；由農村社會向工業社會轉型；由鄉村社會向城鎮社會轉型；由封閉、半封閉社會向開放社會轉型；由同質的單一社會向異質的多樣性社會轉型；由倫理社會向法理社會轉型。轉型的主要特征是：結構轉型和體製轉軌同步；政府與市場的雙重啟動；城市化過程的雙向運動；轉型進程中的非平衡狀態。
在新世紀業已走過十年的今天，再回頭看以上諸位學者專家對中國社會現代化轉型發展的態勢所做的闡述、預言，有些已經應驗，比如，中國已經確立了市場經濟體製；黨的十七大報告已經提出鼓勵農村土地流轉；據中國社科院2010年發布的城市藍皮書[《社科院：中國城鎮化率46.6%城鎮化規模全球居首》，中新網，2010年7月29日，http：//www.chinanews.com/cj/2010/07-29/2434885.shtml。]稱，截至2009年，中國的城鎮人口已達6.2億，城鎮化率為46.6%，城鎮化規模居全球第一等。當然，更多的“項目”依然還在艱難的實踐探索中。新聞界對中國社會轉型發展的反應也是敏銳、迅捷的。上個世紀90年代正是中國經濟體製轉軌的關鍵階段，在鄧小平1992年南巡講話的鼓舞下，中國的經濟報道無論是在井噴似的量的累積方麵，還是在專業化、品牌化的質的提升方麵都在經濟報道史上留下了重重一筆，最可資為證的就是這一時期——並且延續至今——經濟類報刊迎來了一個發展、創辦的熱潮和高潮。除了原有的《經濟日報》、《市場報》、《經濟參考報》、《中國經營報》、《中華工商時報》等傳統經濟類報刊在編輯方針、版麵設置、欄目創辦上有較大改進外，一批新財經報刊逐漸興起，如以時稱“三大證券報”的《上海證券報》、《中國證券報》、《證券時報》為代表的密切關注市場財經信息的證券、房地產、保險、期貨類專業媒體創刊，晚些時候的世紀之交，又出現了以《財經》雜誌、《21世紀經濟報道》、《經濟觀察報》等為代表的市場化經營管理特色更鮮明的新銳財經報刊。可以毫不誇張地說，1992年至今的二十年間是中國經濟報道在中國社會轉型發展中最集中、最高效地發揮作用的時期，它既受益於這個時代，也在反哺這個時代。
1991年，經由中央宣傳部批準，中華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主辦的“中國新聞獎”設立，這是中國新聞界對年度優秀新聞作品的最高榮譽獎。至筆者撰寫書稿的2011年，中國新聞獎已頒發了二十一屆。作為建立市場經濟以來這一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最為關鍵的曆史階段的新聞見證，從中國新聞獎這樣的政府獎項中選取獲獎經濟報道，作為透視整個二十年來中國經濟報道與國家建設之間的關係的切入口，會是一次值得努力的嚐試，它將有益於我們站在時代發展的高度把握中國經濟報道的存在語境與曆史使命。
二、黨政機關媒體的發聲
筆者檢索中國新聞獎從1991年設立至2011年的二十一屆特別獎（包括榮譽獎）、一等獎中的通訊社類和報紙類經濟報道共計49篇（係列報道計為1篇），分別來自新華社和28家報社——詳細篇目統計以及下列各表所涉及的分類統計見本書附錄。
在這49篇獲獎作品中，如果根據所屬媒體的行政級別分類，共計：中央級（包括中央部、委、署、局級）單位有7家18篇；省級單位有13家21篇；地市級單位有9家10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