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不同階段的經濟任務與發展內容不同，但我們還是可以挖掘出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國家在選擇社會轉型模式、具體手段與執行動力等方麵與其特有的國情之間的某種一以貫之的關聯。比如：重視中央政府的集中動員體製和國家導向的大推進戰略——這既與中國的政體有關，也是落後國家工業化啟動時難以避免的大衝刺；重視製度改革——這是轉型發展社會的必由路徑；重視實體經濟——這既與中國的發展傳統、人力資源、產業門類等狀況有關，也與還有相當嚴峻的屬於現代化早期階段的工業化任務沒有完成有關，更與中國的金融資本市場還相當不健全、不完善有關；重視經濟總量與質量之間的矛盾統一——不得不處於“趕超”的曆史壓力之下的後發現代化國家，其發展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總量做依撐，但同時又不得不麵臨後現代的時代潮流對發展質量的要求；重視典型區域的示範效應——顯然，這也是“摸著石頭過河”的客觀條件下的一種必要的模式選擇。
20世紀西方著名的經濟史專家亞曆山大·格申克隆（Alexander Gerschenkron）在研究落後國家工業化時曾提出一個著名論點：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工業化的起步就愈是呈現大衝刺，就愈要強調搞大企業和生產性產品的生產。[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1979，pp.353—354.轉引自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509頁。]如果將這個論點從經濟戰略引申到政治戰略，那麼還可以提出如下一組政治命題：[羅榮渠：《現代化新論——世界與中國的現代化進程（增訂本）》，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509頁。]
1、一個國家的經濟愈落後，就愈不可能從傳統政治體製向現代民主體製直接過渡，而需要通過若幹中介階段；
2、一個國家經濟愈落後，首先解決的問題是國權（民族解放）問題而不是民權（個人解放）問題，是民族的生存權而不是個人的人權；
3、一個國家經濟愈落後就愈強調權力集中，實行高度集權的政治運作，建立威權主義政府；
4、一個國家工業愈落後，工業化的啟動就愈需要強大的國家導向與政治推動；
5、一個國家經濟愈落後，農村勢力（上層地主階級、下層農民階級）在社會變革中就可能發揮更大的作用。
以上這些命題當然不能絕對化，但從近百年拉丁美洲和東亞各國轉型期中的大量案例都可以得到驗證。而這無疑正是中國經濟報道特有的報道語境，也與我們對中國新聞獎獲獎作品的印象吻合。認識到這一點，我們就更容易理解國家對經濟報道的需求：黨政機關報（社）這類主流媒體的發聲更具全局性的影響力，更易於集中體現國家的意誌導向聚焦重大題材，而正麵報道為主的報道方針才能為國民動員鼓勁。
三、關注製度創新
在49篇獲獎作品中，探索研究經濟發展中出現的難題、困境，思考如何從製度層麵獲得改革的根本性動力的6篇報道格外引人注目：《“東北現象”引起各方關注》（新華社，1991年3月20日）、《醒來，銅陵！》（《銅陵報》，1991年11月14日）、《金牌不是名牌》（《經濟參考報》，1991年8月24日）、《由邯鋼經驗引出的話題》係列報道（《湖北日報》，1996年8月23日首發）、《140萬雙襪子的命運》（《長江日報》，1997年7月30日）、《資本運營係列報道》（《經濟日報》，1997年6月9日首發）。如果再把輿論監督報道中也涉及到探索研究經濟發展問題、思考體製改革的5篇報道算上：《菜價追蹤》（新華社，1994年4月12日）、《關於鄭州亞細亞商場、集團興衰的調查》係列報道（《鄭州晚報》，1998年9月9日首發）、《醫藥代表向“老百姓”下跪》（《浙江日報》，2003年2月25日）、《改善湖北投資環境》係列報道（《湖北日報》，2004年6月18日首發）和《政府軟件采購問題追蹤》係列報道（《科技日報》，2004年11月26日首發），那麼就總共有11篇報道以製度創新為主題，占到了整個獲獎篇目的1/5強，這體現了中國經濟報道所處的後發現代化報道語境下的又一個顯著特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