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關注製度創新並非最近二十年經濟報道的新現象，早在改革開放初期思想剛解放、觀念剛放開時，敏銳的媒體就以一種時不我待的使命感和緊迫感，猛烈地撞擊舊體製的枷鎖，奮筆發出一連串振聾發聵的曆史叩問。這其中，最具裏程碑意義的莫過於：“‘關廣梅現象’帶來了什麼？”、“‘關廣梅現象’引出了更多的社會現象，這些現象向改革的人們提出來了一些迫切需要回答的問題。這些問題是深化改革進程中所不能回避的。”[《關廣梅現象》，《經濟日報》，1987年6月13日。]；“啊，魯布革，你充滿了可歌可泣的事跡，又提出了可思可考的問題！”、“非改不可的舊體製！生活中的主人，從來是責權利的統一者，實踐者呼喚：給我一個這樣的體製！”[《魯布革衝擊》，《人民日報》，1987年8月6日。]時至今日，重溫這兩篇當年引起全國轟動的經濟報道，依然能深切地感受到一篇切中時代脈搏的新聞報道在觸動人心、推動社會進程時釋放出的巨大能量。而且，更重要的是，它們提出的問題即使拿到今天也遠不能說徹底解決了，相反，有的還依然困擾著我們。《魯布革衝擊》反映的是國外先進的管理經驗給我國尚在計劃經濟體製下的基本建設戰線帶來的強烈震撼，其中涉及國家投資體製改革、國有企業內部組織機構改革、國有企業體製與機製改革、跨文化經濟合作的文化衝突問題、項目管理的中國化問題、發達國家管理製度如何與中國文化傳統融合的問題等[莫林虎主編：《財經新聞經典報道選讀》，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6頁。]；“關廣梅現象”報道組合作為一次開我國深度報道先河、堪為中國經濟改革思想解放破題之作的新聞策劃，反映的是租賃、承包、股份合作相結合的三位一體的經營形式，究竟是打破“大鍋飯”的成功經驗，還是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罪狀，這場事關中國經濟改革性質認識的大討論，對當時的經濟體製改革起到了“保駕護航”的作用[同16，第12至14頁。]。
隨著改革的漸次深入，更多的矛盾也會漸次展現，而且越來越尖銳、急迫，越來越直抵核心的製度層麵。持續地、敏銳地、科學地保持探索研究的姿態，開發製度創新的積極因素，於細微處捕捉那些帶有趨向性的社會變動，是經濟報道應對後發現代化國家轉型發展風險與挑戰的必然使命和職責。上述11篇獲獎作品延續了改革開放以來經濟報道那種“問題式”、“思辨型”的報道傳統與風格，在更廣闊的領域、對更新鮮的變動做了及時的預警、解剖和審視。
1992年獲一等獎的三篇經濟報道的主題“湊巧”般地一致，都是針對原本處於發展上遊的地區或領域，為何均不幸“淪落”為中下遊？《“東北現象”引起各方關注》報道的是經濟發展曾居全國前列的東北三省工業生產變得步履維艱，黑、吉、遼的工業增長率全都列居全國倒數位次；《醒來，銅陵！》報道的是位於長江黃金水道之旁，又是皖江開發開放四城市之一的安徽銅陵，與沿江地市縣相比，卻是“同處一江景不同”；《金牌不是名牌》再次把焦點聚集東三省：幾年前還為金牌大省洋洋自得的遼寧，產成品資金占用“三角債”卻在全國各省、市、區中全國第一。問題的具體表現雖各不相同，但記者在報道中痛陳病根，無一例外都指向：思想還不夠解放，觀念未及時更新，精神還不夠振奮，商品經濟意識淡薄。鑒於“1992”這個在中國改革發展史上極其重要的年份，我們完全可以想見這些刊發於1991年、獲獎於1992年的經濟報道在當時思想界、實務界的激蕩有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