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典型的例子有：《深圳特區報》的《東方風來滿眼春——鄧小平同誌在深圳紀實》（1992年3月31日，以下簡稱《東方》，原文見附錄2-1），《解放日報》分別為慶賀上海成功舉辦APEC會議、迎接黨的十六大召開、成功舉辦世博會而采寫的《上海的輝煌？？祖國的輝煌》（2001年10月28日，以下簡稱《輝煌》，原文見附錄2-2）、《壯麗的發展詩篇——從數字看上海巨變》（2002年9月28日，以下簡稱《詩篇》，原文見附錄2-3）和《上海世博會紀略》係列報道（2010年11月5日首發），以及新華社報道的《堅定沉著戰狂瀾——以胡錦濤同誌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應對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紀實》（2010年1月10日）。試舉其中的《東方》、《輝煌》、《詩篇》三篇簡要分析。
改革開放十餘年後的二十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在體製改革、經濟發展以及思想轉型上，都是一個重要的曆史節點。有人將這個節點之前十年，概括為全民分享新中國成立以來經濟積累的時期，也有經濟學家把這段時期的特征描述為“體製外突圍”[胡正榮、張磊主編：《時代之印——中國媒介三十年》，西安：陝西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15頁。]。而翻過這個節點進入下一個“體製內突圍”的十年的標誌性事件則是1992年鄧小平親臨南方視察，並以他慣以堅持的實事求是的態度有的放矢地發表了一係列廓清人們思想中姓“資”姓“社”模糊觀念的言論。作為當時唯一被允許全程跟隨的文字記者，時任《深圳特區報》副總編輯的陳錫添後來撰寫了一篇萬餘字的長篇通訊《東方》。這篇報道作為中國第二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媒體見證，與1978年掀起第一次思想解放運動的南京大學哲學係教師胡福明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並列為兩篇“曆史關頭的雄文”[《<；東方風來滿眼春>；發表前後——訪<；深圳特區報>；原總編輯陳錫添》，《南方周末》，2003年7月10日。]。當時，有關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精神和內容，黨內人士一般是從中央文件中知悉的，而絕大多數中國老百姓以及世界輿論，則是通過閱讀陳錫添的這篇被全國報刊轉載、同時也被新華社向全球播發的新聞通訊才了解到的。這樣一篇題材特別重大、意義特別重大、影響特別重大的政經報道榮登中國新聞獎榜首確屬實至名歸。
當然，如果我們跳出政治經濟學的意義範疇，改從新聞學的信息傳播規律出發分析此篇《東方》，或可看到除了時機適宜、內容重要、材料翔實、事實完整、引述準確、細節豐富等不必贅述的優秀新聞稿的必備品質外，它還采用了明顯不屬於一般大眾傳播技術規範的報道筆法——在新聞學上，這通常被定義為“客觀筆法”。第一，它有一個不容置疑的主題基調：“小平同誌來到深圳，使深圳進一步湧起改革開放的春潮。小平同誌在這裏發表的許多重要談話，對深圳的改革開放和建設，對整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都有著重大而深遠的意義。”第二，它飽含熾烈的感情：“群眾在盡情地鼓掌，陣陣雷鳴般的掌聲響徹國貿大廈。這掌聲，表達了群眾對倡導改革開放政策的小平同誌的愛戴和崇敬；反映了群眾對身受其惠的改革開放政策的堅信和擁護。小平同誌非常高興，滿麵笑容地頻頻向群眾招手致意。整個場麵十分熱烈，呈現出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同人民群眾融洽無間的動人情景。”“小平同誌精神奕奕地邁著步，表現出他對祖國的未來充滿信心。攝影記者們紛紛按下快門，拍下這令人高興的鏡頭。”第三，它不乏呼告式、抒情式等主觀色彩濃鬱的語句：“多麼希望小平同誌能在深圳多住幾天啊。”“敬愛的小平同誌，我們衷心祝願您健康長壽！深圳人民一定沿著您倡導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奮勇前進！”
坦率地說，這種典型的“黨報式”報道模式今天已不太多見了，然而回首當年的社會背景，新舊思想的交鋒劍撥弩張，但由於得到整個國家範圍內絕大多數人的支持，改革派處於一個更為有利的位置，加之一年前（1991年）《解放日報》的“皇甫平係列評論”已做了一定的輿論鋪墊，因而當時“缺少的隻是最高潮的一記最強有力的表述和直接推動了”[同24，第23頁。]。在這種呼之欲出的期盼下，《東方》被視為代表了一種顯見而廣為認可的時代情緒就絲毫不奇怪了。
同時，另一個重要的原因也不能忽視，那就是我們要特別注意這樣一個事實，在《東方》報道出來之前，鄧小平的講話已經完成了在黨組織內沿科層結構逐級傳達的信息傳播流程，可這個規模顯然不夠，於是《東方》在深圳市委機關報——《深圳特區報》上的公開刊發，就既以“新聞”的樣式大眾傳播至廣大受眾，也進一步接續組織傳播的職能，把組織內（黨和政府也是組織）的聲音通達到更廣泛的組織外，使有關“社”、“資”概念的正確認知在更大範圍內獲得民眾對組織的支持，並繼而激發起執行與接受的動力。組織傳播的這部分職能就是通過那些不同於一般大眾傳播的報道筆法體現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