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也是中國新聞獎的常客，二十一屆中共有五屆獲獎，這跟上海以及《解放日報》的地位都有關聯。2001年10月，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第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上海召開，這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由我國主辦的規模最大、層次最高的一次國際多邊活動，也是“9·11”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世界局勢發生微妙變化、全球經濟成長放緩的背景下召開的，因而備受矚目。會議結束後，《解放日報》編輯部提出要充分發揮“黨報拳頭稿件權威、大氣”的特點，抓住後APEC效應馬不停蹄立即再寫一篇“全局視角、深邃立意”、“極有新聞價值和宣傳價值”的大通訊，要求立足於APEC會議的成功舉辦而映射出中國以及上海改革開放的成功，向全世界見證一個高度統一並日益融入國際社會的大國形象。見報後的《輝煌》采用政論性通訊的體裁，依照“會議的輝煌”、“上海的輝煌”、“祖國的輝煌”的思路層層深入，激昂澎湃地“把上海放在全國發展的大局下解析，體現上海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窗口的象征意義”，以及在西方國家經濟不景氣的比照下，彰顯中國“風景這邊獨好”。
2003年的《詩篇》角度頗為巧妙。記者特邀上海市統計局為讀者提供八組能充分反映自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來上海巨變的數據：經濟總量和人均GDP的增長；三、二、一產業比例的變遷；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的變化；外貿進出口總額的擴大等。在當年上海全市各種有關迎接黨的十六大召開的報道中，這是第一篇以數字解讀的方式全麵反映上海十三年來發展成就的通訊。稿件刊登後，許多數字，包括一些提法為其他媒體所引用。
相信在中國經濟口記者（尤其是黨政機關報的經濟口記者）的報道經曆中，這類領命於“上麵的任務”的“命題作文”並不陌生，且一直占有一定比例，它往往是黨和政府就重大經濟事件、現象、會議等的集中表態，或對宏觀經濟走勢的集中定調。除了上述五篇報道外，1994年獲獎的《中國質量的一座豐碑》（《新民晚報》，1993年9月22日）、1998年的《中國拒絕金融風暴登陸》（《中國日報》，1997年7月27日）、1999年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明傳人民幣貶值，實為投機謀暴利》（《中國日報》，1998年8月30日）、2009年的《雪域邊線行——紀念改革開放30周年》係列報道（《西藏日報》，2008年11月3日首發）、2010年的《跨越1000萬輛：新的台階新的起點》（《經濟日報》，2009年10月21日）、2011年的《平潭大開發共築兩岸人民美好家園》（《福建日報》，2010年12月26日）等都程度不同地帶有“為組織發聲”的色彩。在大眾傳播實踐中，各級黨和政府作為重要的組織機構，是理所當然的報道對象與信息來源，但與西方政治體製下的“黨”和“政府”的內涵不同，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人民政府的各級組織不僅僅是報道對象和信息來源，更是國家發展的核心力量和精神中心，是中國這樣的後發現代化國家實現追趕戰略的製度保證，所以，中國黨和政府領導下的媒體——其主體是黨和政府的機關報，不僅要踐行大眾傳播的公共職能，體現社會屬性，還要承擔起一部分組織傳播的宣傳職能，體現政治屬性，即黨性。當然，這二者之間的有機協調與動態平衡，也是當代中國思想解放、改革攻堅的重大課題（這個工作至今還在艱難地進行），尤其是在傳媒業正逐步走向市場，全球化的傳播技術不斷催生日新月異的信息革命的今天，人們對新聞傳播規律、輿論傳播規律有了許多新的認識、提出了許多新的要求。但即便如此，大眾傳媒的“喉舌”功能事實上並不會削弱，乃至消失，隻不過會在對傳媒性質實行更科學的分類後，更集中地由機關報來履行。這反過來也能印證筆者的前述分析：在獲中國新聞獎特別獎、一等獎的經濟報道中，超過85%的稿件出自不管是綜合性的還是專業性的中央、省和地市級黨政機關報（社）。
這也是中國的經濟報道不可忽略的特有的報道語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