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價值
經濟報道的價值體係，從根本上說並不超出一般新聞報道新聞價值規律的範疇，在此不必贅述，但鑒於其與國計民生顯著的相關性，因而有一些需要格外強調的要素。
筆者以為，就一篇經濟報道而言，最具概括力的新聞價值標準，應體現為對足夠重要、能產生實際社會效應的影響力的追求，它應成為一種持之以恒的動力，不斷檢視經濟報道的發展水平，以踐行其不可推卸的社會理想和社會責任。新聞也是一種生產力，重要、卓有影響，就是新聞生產力的表現。
而建構經濟報道重要性、影響力的第一個要點就是要緊扣發展脈搏、觸及時代課題、具備全局意識。經濟報道可以說是對時局最為敏感的報道領域之一，必須自覺培養抓全局的主動性，而且這個全局，既指經濟全局，也包括政治全局。經濟與政治密不可分，用政治視角觀察經濟，用經濟視角觀察政治，現象背後的本質才開掘得出來，報道才能做出深度和力度。此外，經濟報道還要對傳媒內部的“時局變化”高度重視，對傳媒業本身的管理創新、規則變革、技術更迭、渠道開拓了然於胸，以求更大的報道空間。
新華社獲1991年中國新聞獎的報道《百家“三資”企業調查表明：在華投資大有可為》（1990年9月14日），通過隨機選取福建、浙江、上海、江蘇和山東五個省市的100家中外合資、合作和獨資企業，就企業的盈利、自主權、當地基礎設施和優惠政策等十二個問題進行了為時兩個月的走訪調查，一係列數據表明“盡管大多數外商對大陸‘單調’、‘枯燥’的業餘生活有所抱怨，但90%以上的外方夥伴對在華投資的前景表示樂觀”。如果單就報道本身看，此條消息似乎留置了一些懸念：為什麼要做這個調查？記者的新聞點在哪裏？意圖何在？但如果注意到該則新聞的發表時間是“1990年”，懸念立即就會解除。剛剛經曆了1989年政治風波的中國一度被國際社會的憂慮情緒籠罩：中國還會堅持改革開放的基本國策嗎？中國對“三資”的態度會變化嗎？中國的外資政策會縮緊嗎？及時而有針對性地用事實回應輿論的關切，主動開展危機公關，新聞“大局觀”的價值就在這裏。
與之類似，1997年7月初，東南亞國家開始出現金融動蕩，當地貨幣紛紛貶值，記者敏銳地意識到這一事件的影響不會僅僅局限於東南亞國家，國際社會肯定會非常關注越來越融入國際社會的中國是否會步東南亞國家的後塵也出現類似的金融動蕩。於是，記者迅速與中國人民銀行和外管局聯係。但由於當時金融危機剛剛開始，官方不宜發表意見，人民銀行和外管局未能接受采訪。記者轉而聯係金融專家，從專家的角度對此發表觀點，最終寫成《中國拒絕金融風暴登陸》（《中國日報》，1997年7月27日，獲第八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參考自任侃：《觀世界風雲悉國內實情——談采寫<；中國拒絕金融風暴登陸>；》，《新聞界》，1999年第1期。]還是與亞洲金融危機有關，榮獲第九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的《項莊舞劍意在沛公——明傳人民幣貶值，實為投機謀暴利》（《中國日報》，1998年8月30日），在日元不斷貶值，國際投機分子不斷散布謠言衝擊香港彙市、股市和期市的緊要關頭，“首次以正麵出擊的方式，把矛頭直指國際炒家在香港的投機活動，第一次指出國際基金造謠人民幣貶值，意在打擊港幣，趁香港股市出現‘過山車’般波動之際獲取不義之財。報道在正麵闡述人民幣不貶值的同時，對國際投機者發出了警告”[劉保全編著：《中國新聞獎精品賞析》，北京：新華出版社，2006年，第192頁。]。1999年中央政府的財政赤字創成立新中國近50年來最高紀錄。這樣的赤字規模會誘發通貨膨脹嗎？赤字財政如何拉動經濟總量的增長？這筆錢準備怎麼花？在我國進入經濟最為關鍵的調整期之時，《1503億赤字預算意味什麼》（《中國青年報》，1999年3月8日）深入淺出地打消了公眾的疑慮，獲得了第十屆中國新聞獎一等獎。
上述這些獲獎精品，都在關鍵時刻抓穩了全局，充分體現了經濟報道擔當輿論先聲、解惑釋疑、風險預警的價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