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種人格，是自孔子以來就形成的古代儒者的人格，當然也是被譽為“統儒”的董仲舒的天性。事實上，這種忠君、憂國、愛民的憂患意識，一直伴隨董仲舒終生，直至死而後已。
董仲舒代表著一個階層，這個階層就是“士”。士，原本是邦國時期最低一級的貴族，其上依次是大夫、諸侯和天子。天子有天下，諸侯有國，大夫有家，他們都是“領主”。士卻沒有領地，頂多有一塊沒有主權和治權的田地。沒有領地，所以沒什麼家產。
事實上，在我國古代，士的安身立命之本，無非就是修齊治平，即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中第一件事是士自己的，後麵三件事則分別是大夫、諸侯和天子的，但需要士來幫忙。
也就是說，士，首先要管好自己，加強道德修養，學成文藝武藝，這就是修身；然後幫助大夫打理采邑，這就是齊家；輔助諸侯治理邦國，這就是治國；協助天子安定四海，這就是平天下。
在家裏，董仲舒總結了自己50餘年治學的心得體會，加上對《春秋公羊》等的研究，寫成了17卷82篇《春秋繁露》。
他仍繼續從事對《春秋》微言大義的研究，從《春秋》的某些語言作出很神秘而又實有所指的注解。這就是漢代興盛的“今文經學”的初期，他寫了許多有關“今文經學”的文章。所謂今文經學是指用秦漢時期流行的隸書寫的解釋《春秋》的文章，首先做這種文章的就是董仲舒。
除了研究這類經學的文章以外，董仲舒還整理了各次上疏的文章和其他一些議論性的文字，據史書記載，他一共寫了123篇這類文章，然而到現在，大部分已經遺失，流傳下來的隻有10多萬字。
董仲舒並沒有把自己寫的書命名為《春秋繁露》。相傳他成書之前，夢見有龍入懷，於是創作了這本書，這當然隻是傳說。然而他寫了好幾十篇文章，分別叫《聞舉》、《玉杯》、《蕃露》、《清明》、《竹林》等，卻沒有把他們編撰成書。一般認為是後人輯錄編纂而成的。因為這些文章是一部連貫的儒學之書，於是給它們冠名為《春秋繁露》。
《春秋繁露》大致上體現了董仲舒的思想。然而他在書中摻雜了不少關於神學的內容，從頭至尾都貫徹著他的神學觀。他還強調了天的至高無上。在《五行相生》篇中，他又重複了自己關於陰刑陽德的說法。
董仲舒從儒家思想出發，在書中表達了“仁義”的改良主張。在《仁義法》篇中，他解釋“仁義”為“愛人”、“克己”。在《製度》篇中，他還指出土地兼並是社會等級破壞、農民貧困作亂的原因，還主張廢除奴婢製。在《身之養重於義》中，他說以“利”“養體”，是人之天性，因此要用“禮”來防範老百姓，引導百姓如何取利。
他還把“天人感應”的思想融進了文章中，他說王者能起參天地的巨大作用，廣大“民”“眾”也能影響上天。更重要的是，他把“四權”和“三綱五常”在書中做了歸納，在《基義》中用天地、陰陽之道論證了三綱，他說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是上天的意誌。
在《春秋繁露》中，董仲舒還闡述了“三統說”。三統從黑統開始，經曆白統至赤統，又複歸黑統，他認為這就是曆史的發展規律。
在書中，他進一步總結了他的“性三品說”，在《深察名號》中，他認為每個人身上都有仁貪二氣。就如同天有陰陽二道一樣，君主和聖人的出現就是為了教民為善。在《實踐》篇中，他把人性分為三等，在《竹林》篇中說人的節情、化性、正命最終都依賴於聖人和天意。
公元前121年，董仲舒已歸家10多年，這期間漢待達到鼎盛。他盡管在家中著書立說，養病在家，但仍十分關心朝政大事，甚至他75歲時，還積極寫奏章給漢武帝，堅決反對鹽和鐵官營的政策，認為這樣加重了人民的負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