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顥還善於處理民事糾紛。有一次，一個人借居在他哥哥的宅院中。他在挖地窖時，挖到了很多埋葬在地下的錢，並把這些錢據為己有。
借居者的侄子前來索取，他卻說是自己近年所存。於是他的侄子到程顥處告狀說：“叔叔近日在地下所挖的錢，都是我父親早年所埋藏的。”
程顥問：“你父親埋葬這筆錢財有多長時間？”
回答說：“已經40年了。”
程顥問：“你叔叔借居在這所宅院多長時間了？”
回答說：“已經20年了。”
程顥隨即派官員去取來一些在地下挖出的銅錢，查看以後，傳喚此人前來官府。
程顥對他說：“現在朝廷所鑄銅錢，不到5年就流通全國各地，但你挖出的這些錢都是你借居宅院之前幾十年所鑄，這是什麼原因呢？”
借居的人隻好承認，這些錢並非自己所藏。程顥隨即判令他將這些錢退還侄子，並按律法將他責打。
由於程顥在地方上有一些政績，神宗即位之初，由禦史中丞呂公著推薦，調回朝廷做了太子中允、權監察禦史裏行。當時，宋神宗鑒於內外交困，很想有一番作為，有時也召見程顥，但聽了他的進言之後，以為不切實用，不感興趣。
這樣，程顥知趣地請求退出朝廷，外補做官，遂為京西路提典刑獄，做了一個和知縣職位相等的司法官。
程顥、程頤在政治上同司馬光等共同反對王安石的新法，所以在實行變法的宋神宗時，沒有得到信任與重用，便以其父年老多病、需要照顧為由，要求退居閑職。
程頤在18歲時寫的《顏子所好何學論》，曾經得到當時掌管太學的大儒胡瑗的賞識，立即傳他相見，又任以學職，年輕的程頤從此一舉出名，與他同在太學讀書的呂希哲等人竟來拜他為師。
如此“名聲在外”的程頤，26歲時竟然未能考中進士，這個挫折對他打擊不小，於是從此絕意仕途，長期以處士的身份潛心於孔孟之道，從事講學活動。
王安石變法失敗後，司馬光等人掌握了政權，程頤被推舉做了皇帝的老師。但沒有過多長時間，由於他在皇帝麵前“議論褒貶，無所顧避”，這就一方麵使其名聲越來越大，吸引了許多讀書人紛紛向他拜師問學；另一方麵也引起了一些朝臣對他的不滿，要求把他“放還田裏，以示典刑”。
在這種形勢之下，程頤主動辭職回鄉。自1088年起，他基本上脫離了政治生活，在洛陽從事講學活動。這些活動，被稱為“洛學”。
雖然“二程”一生不得誌，但其對儒學發展的巨大貢獻，卻是曆史塵埃所難以掩蓋的。在學風上，“二程”提出了“窮經以致用”的主張，突破了漢學不敢獨立思考的墨守成規的治學方法，不失為一大進步。
尤其是“二程”所開創的洛學，被其後不久的朱熹加以繼承和發展，形成了一個龐大的、具有比較嚴密邏輯體係的學說。從此，“程朱理學”便在我國後期封建社會的思想領域中，長期占據主導地位。事實上，作為儒家道統繼承人，“二程”始終以“修齊治平”為人生大修養。
程顥說：
欲治國治天下，須先從修身齊家來。
天下之治，正家為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
這是儒家修齊治平的推演。
程顥認為治理國家天下要從修身齊家開始，這是依據《大學》修齊治平的嚴格順序而言的，代表了“二程”的一致觀點。在他們看來，如果沒有內聖學的基礎，那麼典製便無法落實，最終也不可能實現讓天下安居樂業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