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29章 六百難童憶“梅華”(3 / 3)

陳璧君是個要強、偏執的女人,她要慈善的名聲,要拉國際關係,副院長曉得她不會善罷甘休的。就像一隻疲憊的母雞庇護一群小雞,對一隻強悍的老鷹,副院長深感無力。

那時,教養院的抗日氛圍很濃,也有歌詠巡演,教育鄉人。有一天,我在台上,一個農民跳上來就打演鬼子的同學。也有鄉人去投軍殺日寇,將女兒送進我們教養院。所以,懂事的大同學提出要走,第一選擇就是投軍殺敵。一個女同學戴乙仙的哥哥,就投了四明山遊擊隊,後來,又跟去了30個同學。總務科長沙鬆壽的媳婦帶一些學生去了延安。

也有去後方報考軍校與大學的,副院長為他們準備了四季服裝,一人50塊大洋。當時副院長的兒子竺培基、竺培國都在教養院,他倆也考上了大學,也是同樣待遇。到了那年的秋天,幾乎天天都有走的人。有去內地公司與寧波公司,有的去縣城板刷廠,女孩子保送去護士學校。

願意出嫁、入贅的,副院長都會派人打聽,選一份好人家,女同學還會得到一份嫁妝。副院長說,都是我的小囡,怎麼也要體體麵麵。當時,也有山村青年在教養院自費讀書的,副院長決定將教養院無條件移交鄉紳,更名“泰清中學”,小同學繼續留下來讀書。

我是15歲離開的,當時父母在上海工作,我到上海。每天上路的同學,都有老師一路護送,副院長送到寺院外的“琅溪春深”橋上。那次我走時也一樣,她一再叮囑我們要認認真真做一個對社會有用的人。

我現在86歲,副院長久久揮手的場景,幾乎就在眼前。副院長後來也回到上海,住無定處,生活艱難。直到抗戰勝利,華豐廠、民豐廠從內地遷回,她才回到華豐廠。1946年,她因常年積勞成疾去世,和竺院長一樣,也是54歲。你想想,都是有鈔票的人哎,要不是為了教養院,哪會這麼早離世?

工商聯的宣傳處長李希看了極力支持。文章在《浙江工商月刊》上刊登出來,同學都聯係上了。

幾個定居上海的同學,起先是常聯係的,還成立了一個“國際災童教養院聯誼會”。解放後,有關部門認為有“國際”性的特務嫌疑,取締了。教養院有個老師姚懋貞,比我大8歲,那時候她常常會說,“不要叫我老師啊,我同你們的年紀差不多的哎。”正因為她大了幾歲,和年長的同學一樣,被拘留問訊過。姚懋貞被關了18天,嚇得我們不敢再聯係了。

我後來隨父母回到杭州,做過老師,當過會計。因為當時年紀小,還好,沒人追究我。

退休後,有人介紹我到浙江工商聯搞資料工作。1986年,一次整理資料,我看到《為抗日救國鞠躬盡瘁的實業家竺梅先》,說到徐錦華,說到國際災童教養院。當時啊,我眼淚都出來了,以前沒有人寫過哎。

我忍不住也寫了一篇回憶性的文章,為了確證某同學說副院長曾用首飾為我們換糧食,我到象山找到了她的侍女歐月仙,她說副院長當時沒有首飾,隻有一隻金戒指,也是兒子竺培農結婚時送給長輩的紀念品。竺院長的女兒蘭卿說:竺家兒女的零用錢都很少,平日想吃一支棒冰,隻能走路上學,省下坐電車的鈔票。她還說,父親所有的公司盈利,除了買設備擴大生產,剩下的全做善事了。

姚懋貞老師聽說我在寫回憶性的文章,特地趕來,問能不能發表?要是能發表,說明政府承認我們了,我能平反了。到底能不能刊登?《浙江工商月刊》的編輯看了我的稿子,也吃不準,大資本家哎,能宣傳嗎?哪曉得工商聯的宣傳處長李希看了,極力支持。

這一登,不得了,能聯係上的同學都曉得了。上海的朱大為,騎了一輛腳踏車,一個一個通知同學。連香港、台灣的同學都聽說了。其實,台灣的十幾個同學,倒是經常聯係的。50年了,他們一直想到泰清寺看看,祭奠兩位恩人。

找華豐廠的同學,一說起竺梅先,從廠長到打字員,都說“竺大班的事情應該支持。”人心啊。

後來啊,所有的回憶性文章和100多位同學的通訊錄,彙集了,想出本紀念冊。省工商聯是大力支持,省政協原副主席詹少文還寫了序文,沙孟海先生題了書名。當時我拿到印刷廠,有人說沙老的字1000塊一個,這書名就是15000塊啊。25年前,這不是一個小數目。

我說我是一個銅錢都沒出。為啥?沙老女婿和工商聯在一幢樓辦公。我說,你寫寫也好的,同沙老的字差不多的。他說我去要沙老寫,他一定肯的。沙老曉得我們,教養院的總務科長沙鬆壽,是沙老的阿叔。

1988年9月,能聯係上的同學都在上海盧灣區政協禮堂聚會了。“我就是某某某啊!”伴隨著眼淚,笑聲叫聲,此起彼伏。院歌唱起來了,“吾生多幸,值風潮鼓蕩? ?”唱得五音不全,老淚縱橫。聚會後我們去了泰清寺原址,去了竺院長墓地。

泰清寺院大部分成水庫了,從台灣來的同學提議,建一座紀念亭,銘記兩位院長,留住我們最美好的年華。亭子建成後,取竺梅先和徐錦華各一字,稱“梅華亭”。

我們還籌拍過電視劇,李希、詹少文都很支持。省工商聯、省委宣傳部、統戰部都批準了,經費也落實了,陳曼倩女士還義務寫了劇本。要打印,要分送各部門,分送竺家親屬。我去找華豐廠的同學,都這麼多年的“運動”了,一說起竺梅先,從廠長到打字員,都說“竺大班的事情我們應該做的”,人心啊。

後來因為各種緣由,拍攝擱下了。這一擱20年,人都走得差不多了。今年是教養院遣散70周年,我常常嘮叨兩位院長,我們600多個學生,不管走和沒走的,都忘不了你們的大恩大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