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唐康（唐漢英）整理|林崇明
1936年，母親帶著我和妹妹離開家鄉瀏陽，來到上海，來到法租界拉斐德路422號。那年我隻有14歲，妹妹9歲。
我在那裏見識了花花世界各種各樣的男人，最後也奇跡般地，找到了我的終身伴侶。
母親說：“到了大城市女兒就是值錢，總比在鄉下一輩子生孩子做飯強！”
我的父親是湖南瀏陽人，21歲到上海唐公館做傭人，母親是江蘇揚州人，逃婚到上海，在唐公館做丫頭。唐公館老太太做主讓他倆結婚時，父親31歲，母親28歲。
一年以後我出生了，那是1922年5月17日，取名唐漢英。
幾年後我有了一個妹妹，兩個弟弟。
拖家帶口在外謀生不易，父親回老家務農。家裏共有七口人吃飯，上山下地勞動隻有父親一人，隻能寄希望於兩個兒子快快長大。在鄉下，我和妹妹的出路隻有一條，盡快做童養媳，減輕父母的負擔。
父親是個安命的人，他不僅自己安命，也要我們安命。
母親就不一樣了。她在上海、漢口、長沙做過傭人，見識到了與農村完全不同的生活。她認為窮人要想不窮死，就要有文化，所以她讓我在鄉村小學讀了兩個月書，直到腳被狗咬了，爛了個洞，走路都困難，才停止了學業。
窮困中的母親作出了意想不到的決定：“我把兩個女兒帶出去，兩個兒子歸你。我們三個在外打工，除了養活自己，剩下的全部寄回家。”
父親聽了火冒三丈：“外麵的世界我都看過了，你把兩個女兒帶出去幹什麼？到城裏零賣（當妓女）就有錢嗎？做夢！”
母親不以為然，駁斥道：“到了大城市女兒就是值錢，在有錢的男人眼皮底下能吃油穿綢，住公館房子，總比在鄉下一輩子生孩子做飯強！”
在我們家，母親的決定就是最終的決定。記得乘船離開那天，父親沒來送行，岸上站著年邁的奶奶，還有兩個幼小的弟弟，看著他們的身影離我們越來越遠，我們母女三人都哭了。從此我再也沒有見過父親和疼愛我的奶奶。
臨上車前，母親問：“梁先生，你走了，大姑娘怎麼辦？”
拉斐德路，這條以法國人命名的街很長，東起八仙橋大世界，西到徐家彙。往東大多是華人開的一些店，往西房子越來越漂亮，一幢幢西式小洋樓拔地而起，一般有五六層。
422號在這條街上屬於中等。一位電影公司的老板租用一樓。他經常請客，老板娘親自掌勺。二樓各住了兩對夫妻，三樓隻有一位先生，其餘還空著。
母親和我負責整理房間、打掃衛生、洗衣洗被，9歲的妹妹也幹些買香煙之類的零活，每個月掙來的錢大多寄回了湖南老家。我們幾乎沒有什麼開銷，每個月就是買點米。中午母親到馬浪路一個四川館子去洗盤子，沒有工錢，報酬就是盤子中的剩菜，母親用一隻鐵罐子帶回，熱一熱就是母女三人的菜了。
除了多幹活、多掙錢、多寄銀元回家之外，母親還有一個小算盤，那就是女兒的前程。妹妹還小是個孩子，我已滿15歲，少女的身材已經顯露，性格文靜內向，再穿上別人送的旗袍，就會引起一些人的注意，母親對我也倍加操心。我睡在樓梯下的空間裏，母親找人裝了門，還加了鎖。有一天夜裏，電影公司老板的侄子摸到樓梯間，看到小門上了鎖隻好走開了，母親為此十分慶幸。
二樓左邊住著一位銀行白領和他的二姨太，二姨太是個蘇州舞女，兩夫妻周末到舞廳跳舞，平時舞女一個人獨守空房，很是無聊。母親感受不到舞女孤獨寂寞的心情，反而覺得這樣很好，隻要男人有錢，做大老婆還是小老婆有什麼關係，有洋房住，有飯吃就好。按照這個標準，有一位房客引起了她的注意。
在三樓的梁先生高個子，廣東人，穿一身白西裝，戴白色太陽帽，黑墨鏡，皮鞋兩頭白中間黃，製作精細，待人彬彬有禮，親切地稱妹妹“小南子”，叫我“大姑娘”。
我們母女三人擠睡在胡小姐的涼台上，他有時晚上不回來，就主動把鑰匙交給母親，說：“讓大姑娘睡我的床，你們也可以鬆快些。”有一天半夜裏，梁先生突然回來了，母親急忙拉開門叫道：“快，快起來，梁先生回來了！”梁先生並不急著回自己的房間，而是去胡小姐處打麻將，直到下半夜才去入睡。母親很是抱歉，想不到第二天一早，梁先生反而笑著說：“大姑娘睡過的被窩暖著呢！”母親聽了心裏一熱，覺得他話中有話，十分高興。從此隻要梁先生屋裏有什麼活她都急著催我去。
“西安事變”之後，梁先生拎了他的大皮箱離開了422號，臨上車前，母親問他：“梁先生，你走了，大姑娘怎麼辦？”梁先生沒有回答母親的問話，說了一句：“我要到南京去。”梁先生究竟是在國民黨裏任職，還是一個地下共產黨員，我和母親都不知道，但他肯定是一個好人，而且是擔負著某種使命的人。
搖曳的燭光中，小男孩說：“明天你就跟我一起回去，我們可以結婚呀！”
因為做生意不景氣，電影公司老板走了，房客也越來越少。大房東收了一點點房租，對付水電費後所剩無幾，就幹脆斷水斷電，這樣連剩下的房客也紛紛離去，我們母女三人失去了生活來源。大房東派了個白頭發老頭來鎖門，母親懇求他讓我們暫住幾天，等找到事做後一定搬走。
第二天一早母親對我們說：“三個人有十三間房，東南西北隨我們睡，沒水沒電倒沒什麼，就是不能在這裏餓死。”她右手一揮：“我去招二房東！”接著就噔噔噔下了樓。穿過馬路請測字攤先生寫了一張招二房東的條子，往電線杆上一貼。
過了一天，來了一個又黑又瘦的40歲男子，滿臉麻子，看起來土不土洋不洋。母親帶著他一間一間房間看過來，一間間定好租金，母親免費給他燒飯，沈麻子住二樓一大間，其餘房子全部出租。
不識字，但有膽識的母親在關鍵時刻總是做出驚人之舉。新的房客陸陸續續搬了進來，422號又恢複了元氣。
好景不長，半年之後，沈麻子突然失蹤，還帶走了一個月剛剛收上來的房租，422號又陷入了無水無電的黑暗之中，入住半年的房客紛紛離開。
母親帶著妹妹四處打聽哪裏有活幹，我守在房裏等待消息。晚上整幢樓一片漆黑，突然我聽到樓梯上有腳步聲，同時傳來了問話聲：“有人嗎？有洋火嗎？”“有！”我劃了一根火柴點亮了對方手中的蠟燭，燭光照亮了一張陌生小男孩的臉，“喲，是你呀！”小男孩把我當成了老相識，“你拿蠟燭，我來開門。”
我站在門外邊，在搖曳的燭光中，隱隱約約看到牆上掛著結婚照，桌子上櫃子上有好幾個果盤。小男孩是個中學生，他不停地吃著糕點，一邊走來走去一邊和我聊天，還抓了一把花生放到我手裏。他說：“你吃花生呀，這是我表姐租的房子，他們到杭州旅遊去了，要我來照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