猶太老頭的“生意”黃了，母親念叨：“這麼大一塊肥肉掉到地上了。”
房客朱太太有個老同學，曾經是一個猶太老頭的情人，也當過舞女，後來年紀大了，就給老頭子當管家。她來看朱太太時說，想收個幹女兒。這個“幹女兒”隻是一個名義，小時候管吃管住，成年了就要供猶太老頭玩，再大一點玩夠了就去當舞女自謀生路。
母親一聽到這個消息，毫不猶豫地在紅紙條上摁了手印，把妹妹送到了猶太老頭的住處———靜安寺路靜安別墅。她很現實，認為妹妹現在有吃有穿有書讀就很好了，以後的事誰也料不準，到時候再說嘛！我放心不下妹妹，她隻有11歲，所以常常去看望她。有一次正好被老頭碰到，他就通過舞女向我母親提出，讓我頂替妹妹供他先玩玩。
母親認為這是一次千載難逢的機會，坐著黃包車趕到靜安別墅。她認為兩個女兒的初夜權不能白給，提出我和她每人都要有一個獨立的房間，還要付給她生活費。
舞女一聽就跳起來了，因為她的母親在別墅二樓開了扣子店，如果要另安排兩個房間，扣子店就要搬出去。舞女一邊罵我們家是“黑心狼”，一邊到鄉下另找了一個小姑娘做“幹女兒”。這筆“生意”就這樣黃了，最受打擊的是母親，她從此落下了嚴重的胃病，痛得直不起腰，嘴裏不停念叨“這麼大的一塊肥肉掉到地上了”。
我心疼母親，她為了這個家，為了我們兩姐妹操碎了心，可我和妹妹心裏又很慶幸沒有落入猶太老頭的虎口。
母親在猶太老頭處吃了敗仗，一時也沒有新的目標，覺得林先生為人隨和講道理，就是不知他的收入到底多少，想探一下虛實。一天母親主動和林先生搭話，先說大姑娘脾氣很好，又問先生每月多少大洋啊，林先生很聰明，不說具體數字，隻伸出一隻手，上麵立著一個大拇指和一個小拇指，母親領會6塊是不可能的，那就是60塊錢了，於是態度有了轉變。林先生還和母親達成了協議，由他負責學費，送我去讀書。
母親將我的幾件舊衣服卷成一個筒說：“跟他去吧，能讀書總是好的。”
1938年9月，我帶了林先生寫的一張字條，到拉斐德路薩坡賽路中華女子職業中學附小五年級讀書。早上我給房客收拾房間，然後去上學。穿著蔭丹士林布的藍旗袍、白球鞋，右手抱了一隻布條編成的書包在大街上走著，我的夢想終於實現了。
母親是個十分講求實際的人，對我說：“林先生幫你讀書，你就沒時間做事了，你要他出飯錢，總不能叫我養你。”
母親有她的道理，可叫我怎麼開口呢？我看見他赤身穿襯衫（那時襯衫內都穿背心），襪子頭都有一個洞，大衣領子內側也是破的。沒有圍巾，從來也不用手帕。我幾次看到他在小店裏吃最便宜的陽春麵。他這個月薪60元也太玄乎了。他已經省下錢供我讀書，我還要得寸進尺叫他付飯錢，這怎麼說得過去呢？
二房東羅太太手中的錢周轉不過來，到跑馬場去賭博，本錢就是收到的房租，結果運氣不好輸得精光。422號又完了，房客都已經搬走，隻剩下林先生一時還沒有落實住處暫住一兩天。
晚上在燭光下，林先生躺在床上對我說：“不管怎麼困難，你一定要堅持讀書。我走了，你會想我嗎？”我沉默不語，想到梁先生、胡先生、小男孩，大家一分手，各奔東西，誰還會記得呢？我說：“我很快會忘記你的。”想不到我的一句話引得林先生流出了眼淚。
第二天我放學回來，看到林先生的房間空了。“他怎麼說的呢？到底過幾天還會不會再來呢？”我一邊問一邊哭起來了，母親說：“有什麼好哭的。”
大房東又托人帶信來讓我們立即離開，可我們去哪兒呢。雨不停地下，中午林先生突然從後門走進來，母親站在二樓樓梯口發話了：“林先生，請你上來一下。”不一會兒，林先生就下來了，他站在窗口對我說：“你媽媽要我拿一百塊大洋，讓你跟我走。我答應去想想辦法。你還是先上課去吧！”
我說：“媽老是想那一百塊大洋，我知道你沒有那麼多錢，算了吧，以後我們不要再見麵了。”說到這裏我已是泣不成聲。
這一天真長啊！就像過了三年。第二天林先生來了，他對我笑笑，拍拍他舊大衣的鼓鼓的口袋，對母親說：“先交50塊，還有50塊以後再給你。”媽沉著臉，點了點頭，然後將我的幾件舊衣服卷成一個筒，遞給我時說：“跟他去吧，能讀書總是好的。”
母親已經到了無路可走的地步，做這樣的選擇，實在是迫不得已。我跟著林先生走了，不敢回頭看媽媽和妹妹，她們今後到哪裏安身呢？
我終於離開了拉斐德路422號，結束了三年睡樓梯房的日子。1942 年1月，我和阿林登上了外灘的客輪，告別了上海，到蘇中抗日根據地，開始了全新的生活。
我和阿林在風風雨雨中共同生活了43年，直到1982年他病故。
多少年，農村這塊無望的土地拴不住母親想改變命運的心，現在心定了。
1944年，仍在上海做工的母親收到我從蘇中根據地托人帶去的信，那時日本人已進駐了上海的租界，老百姓連黴米都買不到。她懷著“那邊”總比這裏好的希望，帶著妹妹投奔蘇中根據地。到了興化縣《蘇中報》駐紮的村子，看到幾十個男女同誌住在老鄉的土屋裏，光著腳在泥濘的路上走著，十分失望，隻住了一個晚上，就硬拉著妹妹離開了解放區。
不久，母親果斷地把妹妹嫁給了一個路上遇到的男士，因為他手上戴著一塊手表和一枚金戒指。其實他不過是上海大眾牙刷廠的工人，工廠倒閉，為保值，他用全部遣散費買了這兩件東西。
不僅如此，他上海的妻子病故，留下一個女兒，家鄉還有原配。妹妹嫁到這戶人家，吃飯時一大桌人她要侍候，輪到妹妹吃飯時隻剩下一點菜湯。母親一心想兩個女兒嫁個好人家，改變全家人的命運，現在都成了泡影。
1948年她回到了湖南瀏陽。1949年，瀏陽農村土改，父親被推選為農會主席，母親帶著妹妹回到了農村，一家五口分到了土地和兩間地主的房子。多少年了，農村這塊無望的土地拴不住她想改變命運的心，現在她的心定了，母親說：“我要爭取到北京見毛主席！”
1951年一天傍晚，她進門時摔倒在地，是高血壓中風，從此臥床不起，1954年母親離開了人世。
還要提一句的是，阿林口頭承諾的50塊銀元始終沒有還清，母親後來也不再提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