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顯然，全世界的政府都願意接管各自國家的銀行，它們對於金融危機都負有直接責任。在我寫本書的時候，英國、法國以及德國的政府正在逐步對銀行征收特定的稅款，用來應對未來的金融災難。在瑞士的巴塞爾舉行的談判中，討論製定國際標準，確定銀行應該增加多少資本，以備未來它們的預測出現問題時作為緩衝，以免再次出現資不抵債的情況。2010 年7 月，美國國會討論一整套加強對金融係統進行監管的法規，授權監管機構必要的時候關閉那些有破產風險的大銀行，限製商業銀行為了自身利益而交易金融產品的權力，縮小它們在房地產行業引發的泡沫中買進複雜的金融產品的權力範圍。
有人可能會爭辯說，這些關於變化的談論不過是吹牛，我們不久就會厭惡政府幹預，並且很快恢複對不受約束的市場的信心，讓自由市場來確定我們生活中的價格。國會通過妥協法案的第二天銀行股價就暴漲，這一事實表明新法規無法保證對金融活動進行有效的監管。在美國，奧巴馬總統對刺激經濟和醫療保障改革所作的努力，引發了平民的憤怒反抗。在蓋洛普民意調查中，48%的美國人認為他們的稅負太高。現今大街上呼聲最高的抗議來自茶葉黨成員，他們認為奧巴馬總統有一整套社會主義綱領，要全麵接管美國經濟。2010 年春季，歐洲的投資者急於拋售經濟乏力國家如希臘和西班牙的債券，促使歐洲大陸各國政府紛紛宣布大幅削減公共開支，壓縮財政赤字。他們這樣做，完全不顧歐盟的就業率仍然在收縮，失業率一直保持在10%左右，而且沒有可信的需求來源用以取代政府計劃從經濟中撤出的資金。但這隻是個開頭，在政府開支和私營市場之間尋求平衡絕非易事。公民對政府缺乏信任，這是有理由的，政府起碼對公民遭受的金融災難負有部分責任，而公民對政府缺乏信任的程度似乎與他們對自由市場的懷疑程度相同。但是，不管找到什麼樣的平衡，讓我們再相信並聽任“自由市場決定一切”是不太可能了。
我們來考慮一下美聯儲前主席格林斯潘2008 年10 月23 日在國會的證詞。格林斯潘以理財大師聞名於世，在他的任期內，對金融政策的把握似乎駕輕就熟，使美國保持了相當長時間的低通脹率和大規模的經濟擴張，即使有衰退也不嚴重，而且時間較短。他還是房地產泡沫膨脹並走向高潮期間經濟政策的主要設計者。他是自由主義、反政府幹預思想家艾因· 蘭德的信徒，被認為是自由市場的熱烈鼓吹者，對市場存有毋庸置疑的信心，理所當然地相信它能夠為金融資產合理定價並且高效配置資源。
但是，當他那年10 月22 日被拖到眾議院，麵臨眾議院的政府監督委員會質詢時，格林斯潘先生的回答使全世界震驚，他承認自己錯了。委員會主席、加利福尼亞州的民主黨議員亨利· 韋克斯曼追問他：“你是說，你發現你的世界觀、你的觀念，是不正確的，它根本行不通？”令所有人吃驚的是，格林斯潘回答說：“你說的絕對正確，一點也不錯。”的確如此，即使是格林斯潘也得到教訓，價格一旦出現問題，後果會有多麼嚴重，它會把我們的決策打亂，把我們的生活引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