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之前的馮侖是一位學者：1982年畢業於陝西省西北大學，獲西北大學經濟學學士學位；1984年成為中央黨校最年輕的法學碩士研究生；在此後的1984年至1991年期間，他先後在中央黨校、中宣部、國家體改委、武漢市經委和海南省委任職。1991年之後的馮侖是一位商人：1991年領導了萬通的企業創建及發展工作；1993年領導創立了北京萬通實業股份有限公司；隨後又參與創建中國民生銀行並出任該行的創業董事。從學者到商人的角色轉變是一個充滿矛盾、充滿驚險的過程。之前的學者身份和學者特有的思想觀念，使馮侖牽絆太多，但是學者的清高、睿智和內涵也對馮侖的經商起到很大的促進作用。
或者說，1991年之後的馮侖具有雙重身份，即商人和學者，隻是有所側重而已。所以，今天，企業界稱他為“商界思想家”，地產界稱他為“學者型”的開發商。當有人問起馮侖對兩種角色的看法時，他說：“不後悔自己的選擇，也不曾感到遺憾，因為兩種角色不能比。好比跑步的和唱歌的怎麼比較？”跑步與唱歌自然不能比較，但是經常跑步的人來唱歌，肺活量自然占優勢。馮侖以學者身份走進商海，注定他無法完完全全成為一名唯利是圖的商人。注定他的商業理念中會夾雜著學者“兼濟天下”的思想觀念。
把馮侖從學者徹底推向商人角色要歸功於海南這個在20世紀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還是滿目荒涼的小島。馮侖與海南的緣分並不是開始於1991年創辦萬通，而是三年前以被國務院體製改革委員會下屬的中國經濟體製改革研究所委派，來海南籌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
1988年，隨著海南建省，10萬有誌青年渡過瓊州海峽，前來天涯海角尋寶。馮侖也來了，他的頭銜是海南籌建海南改革發展研究所常務副所長。29歲的馮侖，頭發比較長，穿著大褲衩、拖拉著拖鞋，一幅少年輕狂的模樣。在海南日漸繁華的大街上晃蕩著，他突然非常想大幹一場，以他最拿手的做研究的方式參與到國家改革中來，在體製內拚出一片天地。海南大開發的政策炒得沸沸揚揚，但國家財政實力畢竟有限。馮侖這個準備大幹一場的副所長得到的政府支持隻有5萬元錢、一輛車、一台電腦和一萬台彩電批文。
做研究缺少研究經費，就好比遊輪沒有油，絕對無法遠行。但是，這點兒困難無法阻擋馮侖的腳步。很快，他就把一萬台彩電的批文賣到了20萬元的高價。就這樣研究經費到手了。一切具備，接下來就是尋找研究項目。年輕的馮侖豪情萬丈，29歲的他想大幹一場，以做研究的方式參與改革。
然而，不知道是海南不歡迎學者，還是命運不希望馮侖成為踏踏實實搞研究的人。一年之後，海南發展改革研究所就因為各種原因突然解散了。馮侖從一名端著鐵飯碗的國家公務員，成為沒有單位、沒有工資的閑人。無奈之下，他隻好再次回到北京。經過這一劫，馮侖學者報國的雄心依舊在，回到北京的他立即向以往工作過的研究所投簡曆，然而等待他的是機關研究院緊閉的大門。
為了維持生計，馮侖最初的夢想開始動搖，第一次把眼光放在不一樣的地方。在馮侖四處求職之時，牟其中接待了他，給他南德集團總辦主任兼任西北辦主任的職務。到了南德集團，馮侖剛開始並沒有全麵的接觸商業，隻是在負責企業內刊的編輯出版工作。馮侖對這份來之不易的工作非常重視，再加上他本來的勤奮積極，很快他就成為牟其中的得力助手。南德集團的大事小事他都一把抓起，甚至在牟其中母親的喪禮上，為亡人穿壽衣的事情他都要親力親為。這時的馮侖已經不再是國家公職人員，也沒有了學者的身份。但是，他學者的觀念雖然有所動搖，但仍然沒有徹底改變，他還是想回到國家機關去從事研究工作。用他自己的話說：“心理壓力很大，來回晃。到底是做生意還是做學者？”在意識到重回體製內徹底無望時，他的學者情章仍然沒有改變。他甚至想通過辦一個幫人出書和寫文卷的公司來延續他的學者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