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河小學是名副其實的一所“小”學，教室隻有兩間，學生不過七十多個，教師隻有三位女老師：陳老師，汪老師和我母親。學校挨著村屋，如果不是新建的房屋，如果沒有學生上課，遠遠望去，白牆黑瓦，校舍更像一個普通人家。隻是站在校門口，看到門樓上用紅漆書寫的“前河小學”四個字，看到教室裏的桌椅黑板，才知道這是一所學校。
那時是貧下中農管理學校的年代，前河小學是由陳名大隊交給前河生產隊代管的，校長由生產隊長兼任。實際上，不僅教學，學校裏的一些具體事務都是由我母親負責，比如，上麵通知開會，母親就要代表學校去開會；節日了，母親要用大毛筆寫下慶祝節日的橫幅標語貼在牆上，平時，母親還要負責組織各個班級出牆刊，在牆刊上畫宣傳畫……按說母親是可以擔任這所“小”學校長的，但前河生產隊沒給母親校長的名分，這不是他們舍不得給，而是一種在特殊環境中的技巧，一種藝術。那位兼任校長的生產隊長，一位忠厚淳樸的農民，常常對我母親說“我是外行校長，你才是內行校長，你放大膽些，不要怕，外麵有什麼事，由我們頂著，你隻管教你的書，讓孩子們，還有村裏人學好文化。”
許多年後，我才得知，當初我母親就是前河生產隊的人要來的，他們之所以要來我母親，是因為他們在批鬥中認識了我母親。批鬥讓人糊塗，但批鬥也讓人清醒，套用一句當時流行的話說：群眾的眼睛是雪亮的。他們看得明白，我母親是個善良的人，是一個真正的老師，是他們能信賴的人，他們的孩子就是需要這樣的老師。而母親到前河小學，也因禍而得福，那幾年，母親再沒有受到過批鬥。而在二十世紀七十年代初批鬥之風仍瘋狂的時期，像母親那樣身份的人能免除被批鬥之苦，自然在很大程度上與學校由前河生產隊代管有關。
在日常生活上，前河生產隊的代管，同樣讓我母親和我感受到一種溫馨。那時陳老師汪老師家就在附近，中午和晚上放學後，她們和學生們都回家，整個學校就隻有母親和我了，這時，學校倒真的就是一個普通的人家了，是我母親和我的家。在這個家裏，有一間不足3平方米的廚房，早上中午和晚上，這間廚房會和前河生產隊所有人家一樣，灶塘裏會燃起柴火，房頂的煙囪會冒煙，在灶下塞柴的當然是我，而在灶上掌廚的自然是母親。那時母親白天的課排得滿滿的，晚上還要上夜校的課，沒有時間種菜園，然而，我們“家”從來都不缺菜吃。在生產隊的大會上，社員們曾一致表態：隻要他們有吃的，就不能缺了老師一家吃的。那麼多年，幾十戶人家總是輪流送菜給我們吃，尤其是節日裏，菜堆得吃不完，還有元宵節的元宵果、端午節的粽子、中秋節的月餅，母親隻好又送還給村裏人。
記得一天晚上下大雨，狂風把我們“家”房間和廚房的瓦掀掉了不少，就在我們驚恐的時候，天還沒亮，生產隊長就派來了人，冒著雨爬上屋頂，將挑來的新瓦一塊塊地鋪蓋好。那時母親晚上總要擠時間給一家人做鞋，縫衣服，生產隊的女人們隻要有空，就趁我母親上課時，偷偷幫母親納幾針鞋底。因為我父親中途回鄉幹農活，工分低，家裏孩子又多，經濟很拮據，前河生產隊人為了讓我母親安心教書，不顧我父親的“壞分子”身份，主動借糧給我們家，甚至用他們平時賣雞蛋積下的錢補貼我們家的急需，讓我們家度過最困難時期。我那時穿的一條螞蟻布褲子，就是村裏人送的布料，由母親縫製出來的。
“代管”，這樣一個看似生硬的詞，卻在前河生產隊人那裏變得如此的親切。他們的忠厚淳樸，他們在特殊年代所表現出的善良和勇氣，幾十年來，總是讓我母親和我銘記在心。也正因如此，如今我對前河小學的回憶，更願意把它當成對一個家的回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