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宦官集團的覆滅與董卓入京
當黃巾大起義爆發時，東漢政府想組織一支新軍，來加強保衛首都的力量，在“西園”成立統帥部，因此這一支新軍稱為西園八校尉。以宦官蹇碩為上軍校尉，連大將軍也都得受他指揮，實際上成為全國的最高統帥。這一支新軍中，又有“四世三公，門生故吏遍天下”的士大夫地主集團核心人物袁紹任中軍校尉，也就是副統帥。當時士大夫地主集團中突出的人物很多，之所以叫袁紹來擔任這一角色，是由於袁氏曾和宦官袁赦攀過本家，和宦官集團比較靠攏的緣故。
靈帝死後，外戚何進（少帝舅）任政，袁紹勸說何進，誅宦官。進殺蹇碩，取得了西園八校尉的指揮權，又想徹底消滅宦官集團，而進姊何太後不答應。進乃召董卓於並州，準備在董卓軍隊開進洛陽之後，立即解決宦官。宦官段珪等先發製人，殺何進，劫少帝出走。袁紹勒兵反攻，悉誅宦官凡二千餘人。
宦官的勢力雖徹底消滅，董卓的軍隊卻開進了洛陽。這樣，東漢帝國的大權又落進董卓的手裏去了。
董卓是西北國防軍的首腦，他的軍隊構成成分，除了漢人以外，還雜有羌胡族的雇傭兵，紀律非常壞。進入洛陽之後，他的兵士“淫略婦女，剽虜資物”。有一次派兵去陽城（河南登封縣），正是春季祭社的日子，卓軍突然把人民包圍起來，男子頭全數割下，掛在車轅和車軸上，載婦女財物，歌呼回到洛陽，聲稱擊“賊”大勝。
董卓擅政之後，殺何太後，廢何太後子少帝，立少帝弟協為皇帝（獻帝），自稱相國。
董卓對拉攏士大夫地主的工作也做得非常不好，以致失去了他們的支持。當時袁氏的勢力，“門生故吏，遍於天下”，消滅宦官時，袁紹又出了大力。可是董卓與袁紹發生了摩擦，逼得袁紹逃出洛陽，投奔河北。卓又盡誅袁氏家屬，於是關東（潼關以東）州郡，紛紛起兵，推袁紹為盟主，共同聲討董卓。
董卓看著洛陽受到關東軍威脅，而黃巾餘部郭太這時又起義於西河之白波穀（在山西臨汾縣），人數已發展到十多萬，有渡河截斷董卓後路的可能。於是他匆忙地挾了漢獻帝退至西北軍的根據地長安。董卓入關之後，“又稍誅關中舊族，陷以叛逆”，更弄得統治階級內部上下離心，人人自危。司徒王允聯絡董卓部將呂布等共殺董卓，並其宗族。董卓死後，董卓部將李傕、郭汜等，收集殘部，攻破長安，殺王允，關中大亂。
五、軍閥混戰
西北軍與關東軍混戰的過程中，董卓撤出洛陽時，火燒洛陽，“城內掃地殆頸，洛陽周圍數百裏內城市村莊，都被燒得精光。董卓驅洛陽人口數百萬入關中，這數百萬人民，在路上，饑餓困頓，積屍滿路。
董卓退至長安時，長安幾百裏內，尚有人口數十萬。董卓死後，其部將李傕、郭汜攻破長安，接著催、汜又互相攻擊，縱兵掠奪四十餘天，長安成為空城。穀一斛，價至五十萬文，豆麥一斛，價至二十萬文。史稱：“人相食啖，白骨盈積，殘骸餘肉，臭穢道路。”關中全境，遭到這次災難，人民死亡逃散，二三年間，“無複人跡”。
關東州牧守相，起兵討董卓，軍於滎陽，縱兵抄掠人民，人民死傷很多。後來又互相攻擊起來，正如《三國誌·魏誌·文帝紀》注引《典論》自敘中所說：“名豪大俠，富室強族，飄揚雲會，萬裏相赴。山東大者連郡國，中者嬰城邑，小者聚阡陌，以還相吞滅。”大抵當時最富庶的地方，也就是戰爭最激烈的地方，如陳留、潁川兩郡，《續漢書·郡國誌》：陳留戶十七萬七千，口八十六萬九千；潁川戶二十六萬三千，口百四十三萬六千，都被殺掠一空。潁川郡屬縣鄢陵（河南鄢陵縣），舊有民戶五、六萬家，經過戰火浩劫之後，隻剩下數百民戶，古代世界人口集中的黃河流域，造成了“千裏無人煙”與“白骨蔽平原”的悲慘世界。
隨著東漢帝國崩潰而來的，是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生產組織也被破壞無餘，這樣，就自然地招致了人為的饑荒。“袁紹在河北，軍人仰食桑椹；袁術在江淮，取給蒲蠃，民人相食，州裏蕭條”（《三國誌·魏誌·武帝紀》注引《魏書》）。劉備在廣陵，“饑餓困敗，吏士大小自相啖食”（《三國誌·蜀誌·先主傳》注引《英雄記》）。曹操軍“乏食，（東阿人程）昱略其本縣，供三日糧，頗雜以人脯”（《三國誌·魏誌·程昱傳》注引《世語》）。軍隊有武力可仗，猶乏糧食，人民的饑餓死亡，更可想而知了。
人民以鋒鏑餘生，逃走之四方，青徐人民流徙入幽州者，百餘萬口。關隴人民流徙入荊州者，十餘萬家；流徙至益州者數萬家；流徙至漢中者又數萬家。京洛之民流徙東出，至徐州者十餘萬口；南陽之民，亦多流入益州；荊州之民，又移詣冀州；皖北蘇北人民，東渡長江，一次就有十餘萬戶之多。此外如避難遼東，或遠至交州，又以成千成萬計算。
自公元二世紀中葉以來，中國就已流行一種凶猛的癘疫，至此疫勢更加猖獗，人民在兵亂流徙之外，還要受到癘疫可怕的侵襲。“家家有強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舉族而喪”（《續漢書·五行誌》注引魏陳思王說疫氣語），這又增加人民死亡的數字。
大流徙、大死喪的結果，中原戶口，十不存一。曹魏景初中（237—239）蔣濟上疏稱：“今雖有十二州，至於民數，不過漢時一大郡。”（《三國誌·魏誌·蔣濟傳》）後漢桓帝永壽二年（156）時，全國有戶一千萬以上，人口五千萬以上。至晉武帝太康元年（280），得戶二百四十五萬餘戶，一千六百六十萬餘口。經過了一百多年，人口反而減少，隻剩下三分之一。
人口驟減的原因，自然不能盡歸之於戰爭疾疫的死亡。除了死亡而外，還由於世家豪族經濟勢力的發展，過去的自耕小農，在戰亂與流徙以後，不得不依附於世家豪族，變為“部曲”和“佃客”，以祈求他們對於自己及其家族之保護。這種自耕小農一變成依附農民“部曲”、“佃客”之後，也就不再向政府呈報戶口，“蔭庇”戶口日益增多，政府戶口自然日益減少，當時的戶口統計，隻是國家所領有的人口統計，也就是國家的稅收簿。分散在世家大族莊園中的依附農民，因對國家無租稅關係，所以不在統計之中，因此戶口自然露出衰落的現象來了。
東漢帝國瓦解以後，貨幣也近於廢棄。董卓廢五銖錢，更鑄小錢（190—193），使漢幣製係統受到巨大的破壞。史稱：由此“貨輕而物貴，穀一斛至數十萬，自是後錢貨不行”（《三國誌·魏誌·董卓傳》）。以後到了曹魏統治時期，終於“使百姓以穀帛為市”（《晉書·食貨誌》）。當時貨幣近於廢棄，固然由於董卓破壞五銖錢係統，但這隻能說明其現象，其主要的內在原因，還是由於伴隨著東漢帝國滅亡而來的，生產力遭到巨大破壞，農業趨於衰落；手工業由於缺乏銷路而減縮；商業停滯，人口減少。自春秋戰國以來，從王侯巢穴的基址上發展起來的“城鄉不可分離的統一”的城市，至此日益喪失其曾經有過的經濟意義。現在農業幾乎變為居民的唯一職業了，這樣，在荒曠的農村裏，出現了更多的塢壘堡壁，這些屯塢自守、築壁相保的“壘主”、“鄉豪”，不是世家大族，便是地方豪強，同時握有政治權與經濟權。農民本身在離亂之中，更不得不大量求助於他們，請求他們的保護，這樣，莊園的人口，更大量地集中起來。這些被奴役的農民，就變成了平時耕種封建主土地、戰時為封建主荷戈的“佃客”和“部曲”。在長期混戰中，割據之雄，為了要擴張自己的勢力，以壓倒敵人取得勝利，對這些屯塢自守、築壁相保、聚族而居、舉宗避難的世家大族地方豪強，也極盡拉攏之能事。正因為他們擁有為數眾多的“家兵”、“部曲”，所以籠絡住了他們，無形中就籠絡住千軍萬馬。
在東漢帝國廢墟上建立起來的魏、蜀、吳三個國家，都是取得上述這些世家大族、地方豪強的支持才出現的封建地主性政權。
作為曆史人物的曹操，就是處在這樣一個劇烈動蕩的曆史時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