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毛曾引用著名記者波拜的話說：“我要把一生痛痛快快地玩掉。”有一次，記者采訪她，問及如何處理好人際關係，她開出的“處方”中有一條便是“把快樂當作傳染病”。她說：“我們不要把不快樂的氣氛帶給人家，而要把快樂當作傳染病，把快樂帶給人家，這是人際關係最基本的要求。”
世間沒有天生的多愁種子，即便是《紅樓夢》中林黛玉那樣成天悶悶不樂的薄命女，其多愁善感的性情也是由孤苦身世一手造成。在眾多不利因素中，貧窮是快樂最大的天敵，“窮”與“愁”總是如影隨形，捉對廝殺。唯有超然物外的天才能夠安貧樂道，孔子最得意的入室弟子顏淵作為典型中的典型，“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他連低保都沒得吃，仍能醉心於仁義道德，世人嘲笑他是呆子，孔子卻欣賞他為赤子。赤子的快樂是常人所無法想象得到的。某些闊人有了花園洋房仍不快樂，有了寶馬香車仍不快樂，有了飛機和遊艇仍不快樂，實際上他們的欲望是一個無底黑洞，快樂掉進去，就像雪花落在火紅的爐膛裏，不可能有任何回音。
在西方，人們普遍認為中產階級最快樂，他們經濟收入較穩定，文化層次較高，應酬較少，閑暇較多，可以充分享受物質和精神的雙重樂趣。富翁和政客之所以不在此列，並不是他們舍不得花錢，而是他們的精力和時間被一把無形的快刀切割成了若幹小塊。他們殫精竭慮，奔波於商務和政務活動之中，尋找升官發財的台階而分身無術。盡管有不少賞心樂事，卻往往淺嚐輒止，或失之交臂。他們擁有權力和金錢，卻獨獨缺乏從從容容去享受生活的時間和心境。
中國古代的鐵血專製造成極端壓抑極端危險的生存狀態，老百姓在享樂方麵總是謹小慎微，顯得不夠積極，甚至十分被動，因為他們認定享樂比受苦更考驗一個人的品德，更摧殘一個人的意誌。韓愈的《進學解》中即有這樣的名言：“與其有譽於前，孰若無毀於其後？與其有樂於身，孰若無憂於其心？”這種如臨深淵，如履薄冰的心理，正反映了中國士大夫在精神上很不爽朗很不舒暢的那一麵。大詩人李白在長安不肯摧眉折腰事權貴，忍不下幫閑的窩囊氣，便唯有仰天大笑出門去，回返大自然的懷抱。在人生的天平上，一邊放著富貴功名，一邊放著自由快樂，這是一道令人左右為難的選擇題，最終李白選擇了自由快樂。中國古代的文人，像李白這樣豪放任性的隻是鳳毛麟角，更多的人則是在進亦難退亦難的窘況下躊躇不決，內心無所適從。
真正的快樂乃是一種怡然自適的感覺，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外物的製約，但絕不受其操縱和擺布。名利和權位都很難簡單地以好壞而論，隻要追求它們的時候你能拿出看家本領，而不是采取欺詐手段，就無可厚非。應該說，真正的高手決不會被身外之物玩弄於股掌之間，失去自我的主宰，他們完全可以做到寵辱不驚，屈伸自如。1935年6月18日，瞿秋白被國民黨第三十六軍軍法處槍殺於福建汀洲。臨刑前，瞿秋白斟酒而飲，談笑自若，神色無異。酒至半醺，他說：“人之公餘稍憩，為小快樂；夜間安眠，為大快樂；辭世長逝，為真快樂。”嗣後，他自請仰臥受刑，要眼睜睜地看著子彈射向自己的心髒。瞿秋白雖是白麵書生，卻算得上是一條鐵骨錚錚的硬漢子，尤其難能可貴的是，他對快樂的理解達到了君子坦蕩蕩的境界，戚戚小人根本無法得其要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