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對義和團的“剿”與“撫”
義和團在山東反侵略鬥爭的發展，引起帝國主義者的恐懼和仇視，他們指責地方官吏沒有采取有力措施保護教士、教民，對毓賢尤為不滿。1899年12月初(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美國公使示意清政府由武衛右軍統領袁世凱為山東巡撫，以便統帶所部新軍鎮壓反教群眾。清政府接受了這項無理要求。袁世凱就任後，把鎮壓義和團當作主要任務，發出布告稱義和拳“向幹例禁”，要群眾“傳送首犯”，隱匿不報者作為窩主治罪。他命令各屬懸賞購緝義和團，並派道府大員督同營隊四出攻剿。在袁世凱的鎮壓下，在黃河北岸領導鬥爭的義和團首領王玉振、王立東、孫洛泉等先後被捕殺，山東義和團實力遭到重大摧殘。
從義和團運動興起時起，清政府官員在對待義和團問題上，一直存在著主“剿”和主“撫”兩種不同意見。前者認為義和團源自白蓮教，必須嚴加取締，堅決鎮壓，以防止事態擴大；後者認為對義和團采取高壓政策，很可能對清朝統治帶來嚴重危險，主張實行“招撫”，加以操縱利用。這兩派意見交互影響清政府，使它舉棋不定，對義和團的鎮壓忽鬆忽緊。1900年1月11日(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即袁世凱就任山東巡撫後半個月，清政府發布一道諭旨，命令各省督撫嚴飭地方官，在辦理教案時，必須實行區別對待的政策，“隻問其為匪與否，肇釁與否，不論其會不會、教不教”。這表明清政府采納了主“撫”派的意見。各國駐北京公使對這道諭旨反應強烈，斷定清政府有意縱容義和團。法、美、德、英等國公使會商後，於1月底發出照會，要求清政府全麵鎮壓義和團。3月上旬，他們又脅迫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如果中國不接受要求，各國公使將報請本國政府派軍艦來華，實行武裝幹涉。清政府於是又頒布諭旨，命令直隸、山東督撫出告示嚴禁義和團。清政府的態度反複，同當時國內局勢有關。戊戌政變後，慈禧太後再次主政，幽禁光緒帝(即清德宗載湉)，主持、擁護變法的官員或死或逃，或被革職監禁，統治力量因分裂而更加虛弱。當義和團開展反侵略鬥爭時，中國正麵臨被瓜分的嚴重危險，因此清政府對鎮壓義義和團坎字
團防總局牌子和團不能不有所顧忌。清政府利用義和團，還同統治集團內部權力鬥爭和廢立問題有關。端王載漪、軍機大臣剛毅等頑固派，力圖廢黜光緒帝，擁立載漪之子溥即位，以鞏固權位，但得不到外國公使的支持。載漪等人計劃受挫，蓄意進行報複。他們看到義和團反帝鬥爭的巨大聲勢，又相信義和團的“法術”，幻想利用群眾鬥爭來實現奪取皇位的目的。
清政府在“剿”與“撫”之間的徘徊，導致義和團在受挫於山東後，又將反教鬥爭轉至直隸地區。當地官員對此雖十分驚恐，卻不敢貿然進行武力鎮壓。義和團因此迅速發展。當清政府下諭旨明令在直隸嚴禁義和團後，直隸總督裕祿才調淮軍右翼統領梅東益所部六營及武衛前軍邢長春馬隊兩營到冀州、深州、河間等地鎮壓。義和團避實就虛，轉向西北，勢力大振。清軍疲於奔命，顧此失彼。裕祿驚呼“燎原大禍，恐在目前”。5月22日，淶水義和團會同安肅、定興拳眾，在石亭地方設伏，擊斃淮軍副將楊福同及清軍多人。裕祿急調武衛前軍楊慕時所部三營到蘆保鐵路沿線，又派武衛前軍統領聶士成親率所部到楊村、豐台實行鎮壓。義和團為阻止清軍調動，破壞蘆保鐵路和電線。27日義和團進駐涿州城，“城頭上萬頭攢動，刀矛林立”，“老團、新團，時出時入，常有一萬餘人”，接著又破壞涿州到長辛店鐵路沿線的車站、橋梁，逼近北京。義和團的空前發展，已使清政府既無決心、亦無可能在短期內將其鎮壓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