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唯有工作與事業，才是生命的旭日與朝陽。
——謝希德
樸實無華的“就職演說”
“江水滔滔入海陬，人才濟濟出長洲。”坐落在中國上海的複旦大學，是一所曆史悠久、享譽海內外的著名高等學府，其前身是複旦公學。1905年，上海法國天主教會中某些帝國主義勢力陰謀奪取震旦學院的領導權，愛國學生憤而集體退學，摘下校牌，擁護馬相伯先生籌備複校，並於上海吳淞口內炮台處自辦學校上課。根據《尚書·大傳·虞夏傳》名句“日月光華，旦複旦兮”，於右任等人為學校取名為”複旦公學“即以”複旦”代替“震旦”而大放光明，又含振興中華之意。初時的私立複旦大學，下設文、理、商三科以及預科和中學部。1937年抗日戰爭爆發後，學校內遷至重慶北碚，於1941年申請改為“國立”，1946年重新遷回上海江灣原址。1952年，經全國高等學校院係調整後，複旦大學成為文理科綜合大學，被譽為”江南第一學府”。2000年4月複旦與上海醫科大學合並，成為如今的新複旦大學。
曆史翻至1983年複旦大學春節團拜會一頁，師生員工的代表歡聚一堂，共賀新春。就在這次集會上，校黨委書記盛華宣讀了國務院任命謝希德為複旦大學校長的決定。熱烈的掌聲在會堂裏久久回蕩，人們不約而同地向這位著名物理學家、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院士）、新當選的中共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新中國任命的高校第一位女校長投來了無比欽佩的目光，從此複旦大學在她的領導下開始新的征程，取得了一個又一個成就。
“論經驗和威望，我不能同前任校長陳望道教授和蘇步青教授相比，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我有決心在有限的任期內，依靠集體的力量完成黨組織交給我的任務……”謝希德的“就職演說”誠懇謙遜，樸實無華，但依稀可見她那顆跳動、純潔、火熱的心，無形中給了廣大師生員工堅定的信心……
舉凡欲事成，欲達人者，必善己身，必苦己誌，必誠己心，必踐己行。身為複旦大學校長，謝希德時刻不忘自己在就任儀式上的承諾。
1983年8月，有人猜想校長也許外出避暑休假，也許閉門著書立說了。然而，大家都猜錯了，她還沒有閑下來。這天學校值班室的電話突然鈴響了，“我是謝希德，請您提供兩個數字……”秘書很快記下校長的要求，並從有關資料中迅速查到，及時電告了校長。
原來，謝希德上任伊始，正在自己擁擠的書房裏修改、審定1984—1990年學校發展規劃初步設想。那幾天，正是上海有史以來少見的熱天，連日氣溫高達37℃至38℃。赤日炎炎，揮汗如雨，然而她並沒有去度假，差不多每天都從家中趕到學校來，10天之內主持兩次會議，對學校規劃作了大的修改。她還親自起草給黨中央領導的建議稿，談及自己對辦好重點大學的設想。她認為一所好的大學，要有黨的堅強領導，要有健全、權威的校級領導班子，這樣才能調動廣大師生的積極性；要有較強的師資隊伍、較好的實驗室，學生進校後才能得到較好的培養；學科門類要比較齊全，理論基礎比較深厚，才具有開發新學科和邊緣學科的能力，才能為“四個現代化”建設作出較大的貢獻。之後有關發展新學科、交叉學科的觀點，都重點列入了該規劃中。
謝希德擔任複旦大學校長以後，她在大會上做的報告既講成績又講問題，言簡意賅，一般在一個小時之內散會，深受師生員工的歡迎。“看似容易卻艱辛”，其實每做這樣一次報告，謝希德背後不知要花費多少寶貴的時間和精力。王增藩為她整理演講初稿，每次總能從退回的文稿中，看到她留下密密麻麻的字跡。每次開會之前，講稿都要幾次印發黨委書記、副校長和有關部處領導征求意見。
涓涓細流，彙入江海，始成博大；微微之土，堆上高山，方顯偉岸。謝希德深知，身為一校之長，首先得了解基層、掌握第一手資料，越多越具體越好，才能知人善用、因地製宜，領導學校開展各項工作。每過一段時間，她就會向辦公室主任了解學校的動態、具體開展了哪些工作、辦公會議決定的事項落實了多少。雖然教學工作、學術研究、校際交流等已占去謝希德的許多寶貴時間，但她仍然想方設法，堅持了解情況、聯係基層，召開諸如“編外校長辦公會議”。
在數學係資料室，謝希德和該係的黨政領導及部分骨幹教師聚集一堂，召開“編外校長辦公會議”。教師反映，數學係資料室征訂的圖書期刊原來比較齊全，但由於圖書價格上調，現在要維持原訂圖書期刊數量已相當困難。謝校長聽了教師的發言後，從圖書資料的重要性出發，與同來參加辦公會議的同誌一起商量，決定一方麵積極爭取國家教育部給予特別支持，一方麵學校力所能及地增撥部分圖書經費。由於謝校長的重視和關心，複旦大學數學係資料室的圖書資料得到及時補充，如今已成為在國內數學界聞名的資料室。
謝希德就是這樣，經常帶領一班人馬到基層辦公，為基層辦實事，解決具體問題。在她任職期間，一直堅持這種聯係基層的作風。與此同時，她還采取約請幹部到辦公室討論問題的辦法，幫助解決實際問題。此外，上門找她的師生絡繹不絕，許多人也來函反映問題、尋求幫助，她總要親自拆閱，並囑咐秘書及時回函。這一切表明謝校長在追求服務，服務師生員工，服務學校的發展和需要。
似愚公，開門見山；如包拯，深思決斷。提起謝希德的閱文辦公，秘書就會滔滔不絕地告訴你她那有別於人的辦公方法。辦公室是一棟小樓，米黃的牆壁，日曬雨淋得褪了色，跟四周那些挺拔高大、色彩鮮明的教學樓相比，它顯得落伍了。人們走進小樓，十幾級樓梯和地板，在腳下會發出吱吱的響聲，表明該大修了。
謝校長往往一踏上校長辦公室樓梯，就考慮好工作程序和計劃，遠遠喊秘書：“今天有沒有來文？請給我一些文件。”秘書早就摸透她的脾氣，馬上遞過來早已準備好的文件夾。她便在辦公室緊張地批閱起公文來，雖然批示字數不多，但總能抓住要害一語中的、具體明白，辦公室主任和秘書都喜歡她這樣的批示。
手表分針轉不到一圈，謝希德就把一大摞文件、報告送出來，該由她簽署意見的，都能從中找到答複。這不僅需要真知灼見，更需要果斷快速。要是召開校長辦公會議，她都會在討論前，給每個議題規定時間，希望大家事先閱讀書麵材料，會上長話短說，節省時間，主要討論重要議題，並隨時把離題的議論拉回來。這表明她在追求效率，決不輕易浪費別人和自己的時間。
之後，謝校長要到物理樓的實驗室去了。她手裏拿著一隻鋁飯盒。老校友見了會要求看看帶的是什麼菜：青菜、黃豆芽、牛肉、鴨肉。中午她在煤氣爐上把飯菜加熱，一頓中餐也就解決了。
其實，在20世紀80年代初那個曆史轉折時期，謝希德帶領複旦走上了一條正確的發展道路，一條追求一流卓越、國際化的發展道路，誠為複旦之幸事。“紅牆綠樹藏風景，好學勤思握勝籌”，如今的複旦大學猶如一個巨人，巍然屹立於上海的東北，為祖國的“四個現代化”建設輸送更多的棟梁之才，而謝希德在其中的貢獻是眾人矚目的……
校車上的校長
如果你起得夠早，伴著微薄的晨曦，嗅著清新的空氣，你會發現，每天在接送教師來校上課的大型早班客車上，總有謝希德校長的身影。她總能與一同上班的同事談到一塊兒，也會在聊到興起之時跟大家爽朗一笑。每當被問起為何不坐學校安排的小轎車卻喜歡擠客車時，她總是笑一笑說：“我覺得這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在車上既可以提前處理一些公事，又可以借這個機會與同誌們交談，傾聽各種議論。從校內的事到天下事，都可以成為車內的話題，其中有發牢騷的，但也不乏具有獨到的見解的。特別有意思的是，車內總有一二位不願隱瞞自己觀點，也不善於竊竊私語的同誌，不時發表一通高見，而獲得一些同事的共鳴。”於是，教師對學校的意見和要求，就在客車裏得到了交流；學校有些重要決策，又通過謝校長的宣傳深入人心。
在研究室忙完事後，謝校長向校長辦公室走去。這段路程雖然距離不遠，但有時要花去不少時間。物理學上的術語是，路上的“平均自由程”太短，“碰撞頻率”太高了，就像高壓容器中的分子運動了很短的距離後，就會與另一個分子碰撞。熱情的老師和學生總會在路上跟謝校長交談幾句。老師們希望談談分配房子的事，或要求關心一下他們的職稱評定之事。學生們總會說一聲”老師好”，或露出敬佩的微笑。有一次，路上行人特別少，卻遇到了一位在新聞係進修的學生，他正在進行攝影實習，謝希德被他選為練習攝影的對象，耽誤了好幾分鍾。
古之大者，非謂衣笏加身，非謂聲名遠播，必有德，小德則小勝，大德則大勝。謝希德教授留在我們心裏的，是一種不屈不撓的精神力量，是一個高大的形象。她為複旦崛起、走向國際所作出的一切貢獻，已永久載入學校的史冊。
一段往事的追憶
一個人的價值，從一個側麵來看，在於世人對他有多少追憶，而非他對世俗有多少不舍。一個經常被世人追憶的人，往往是有大貢獻的人、一位可愛的人。
謝希德教授被任命為複旦大學校長，是因為她具有不平凡經曆和多方麵才華，更在於她的巨大潛能與人格魅力。她在實踐中積澱、豐富自己的正確世界觀，即使在逆境中，也能作出果敢而英明的決策，並通過自身的修養，磨煉意誌，適應社會潮流，從而取得一個個成功。
20世紀50年代，各種政治運動不斷，從海外留學歸來的謝希德感到有些不自然、不適應，甚至有點不理解。不過就是在這種環境下，她依然保持學者的純潔本色，為祖國培育人才不遺餘力，奉獻自己最大的能量。當年的學生鮑敏杭以自身經曆，為讀者提供了這個時期謝希德的一些生活和工作情況，這應該是她精神世界的最好注解。
1958年，三年級學生鮑敏杭除了繼續做半導體材料的測量工作之外，也開始參加謝希德組織的理論組的學習活動，同組學生中還有三年級的王文滄、四年級的蔣平和李名複等。當時，謝希德除了任固體物理研究室主任之外，還協助中科院籌建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並兼任副所長，加上運動不斷，所以時間十分緊張。盡管如此，師生還是不時地有一些學習活動。由於二年級開始“反右”，接下來就是“大躍進”，鮑敏杭實際上隻學了一些基礎課，加上在大搞科研中隻是自學了一些半導體的基礎知識，在學習半導體理論時有困難。不懂的地方，謝希德就不斷地提供補充材料供他學習。這就是鮑敏杭第一次接觸謝希德老師、初步接觸科研的情形。
其實，在當時的複旦大學，教師隻是負責教學，有時寫些教材講義，基本上不從事科學研究，發表學術論文的人則更少。正是謝希德這樣的歸國學者，以他們在國外接受的教育，為複旦帶來了做研究工作的理念、方法和學風，建立了有研究工作的教研室，開始提高學校的學術研究水平。由於早期就得到謝希德的指導，鮑敏杭在學生時期，就在科研上與年級高一些的同學，甚至當時的許多青年教師，站在相近的起跑線上。
在20世紀50年代後半葉，黃昆和謝希德等回國的科學家，為我國帶來的是西方最新的科學理念。在固體物理領域，他們采用各種先進的科學儀器和量子理論，來研究固體在高壓、低溫、強場下的電學、熱學和光學等物性。作為當時研究的大熱點半導體領域，用能帶理論研究半導體的電子能譜和電學特性，並用以指導晶體管等器件的研製。無論是在半導體教研組的建設，還是技物所的籌建中，謝希德都不遺餘力地貫徹這些先進的科研理念。而此前在50年代初，蘇聯約飛院士的學術思想在我國占有主要的影響地位。他比較排斥能帶理論，在器件研究上隻重視對溫差發電器件的研究。這兩種科學研究路線的差異是十分明顯的。從20世紀50年代至今數十年來半導體晶體管器件和集成電路持續高速發展的事實來看，前者無疑是正確的方向。
從1958年到1960年，變化實在很多。1961年畢業時，學生還經曆了成立預備教師班、三年困難時期的調整以及補課等變化。謝希德領導的理論組活動時斷時續，成員也有一些變化，但是蔣平和鮑敏杭兩個人，一直都在她直接領導的理論組中活動。蔣平1960年畢業後經學校分配成為謝希德的研究生，繼續跟著謝希德深造。鮑敏杭1961年畢業後留校當助教，研究方向還是固體理論，1962年也考取了謝希德的研究生，繼續跟導師學習、從事科學研究工作。從1961年半導體教研組搬進新建的物理樓以後，謝希德和陸棟兩位老師，加上蔣平和鮑敏杭兩個研究生，一直在一個20平方米的辦公室裏學習工作，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後的幾個月。
蔣平，1960年畢業於複旦大學物理係，1993年晉升為教授。1985年夏至1988年初赴美國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材料科學工程係研修，對金屬的表麵結構，提出處理多層弛豫的修正的點離子模型（國際同行稱為JJM模型），解決了長期使人困惑的水平弛豫問題。他在國內外重要學術刊物和權威性學術會議（包括《美國物理評論》、《表麵科學》等雜誌和美國物理學會三月凝聚態年會、國際半導體物理會議、全國表麵物理會議等）上發表論文80餘篇。
鮑敏杭，1961年畢業於複旦大學物理係並留校任教，1987年晉升為教授。1979年作為訪問學者，赴美國愷司西方儲備大學進修兩年，從事半導體集成傳感器的研究。他的研究成果集成壓阻式壓力傳感器，獲得國家電子部電子科技進步二等獎；他領導的課題組研究成果“LSTTL”電路工藝技術獲得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
相對來說，從搬進物理樓一直到“文化大革命”開始的一段時期，是研究組學習和研究比較正常的時期。作為教研組組長並兼任上海技術物理研究所副所長，謝希德除身負教研組建設和技物所建設兩項重擔之外，還承擔了大學生的“固體物理”等課程的教學和研究生的”半導體理論“和”群論”等課程的教學，而且她上的課往往都是新課。同時，為了教材建設，她每一節課都要發下大量的講義，許多講義內容反映了學科當時的最新發展。那幾年，謝希德寫的講義有《固體物理》、《群論》、《半導體理論》等，上課以後她總是設法把講義整理並出版成書。其中與方俊鑫合著的《固體物理學》在“文化大革命”前幾年就出版了，共有上、下兩冊，當時陸棟先生和研究生也參加了一些編寫工作。
陸棟先生最初就讀於浙江大學物理係，院係調整時轉入複旦，是謝希德的早期學生，1955年畢業留校工作，1988年晉升為教授。他長期從事大學本科固體物理學教學，受謝希德委托，曾與方俊鑫教授共同主編新版《固體物理學》上、下冊。他還從事本科和研究生課程教學，曾多次為國內科研單位、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員和青年教師主辦研討會，主講固體物理領域中的一些專題。他在科研上主要從事半導體物理特性和電子結構的理論研究，先後發表論文20多篇。與此同時，他還協助謝希德教授在上海主辦一些學術活動，如固體理論研討會、表麵物理研討會、中瑞材料科學研討會、全國表麵物理學術會議等，以及教育部高校長期物理科學規劃，教育部物理科學基金評審，教育部物理學研究生工作和專業課程設置等工作。在擔任半導體物理教研組副主任、表麵物理研究室副主任期間，協助謝希德教授管理教學工作。1983年起，陸棟任現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長，積極組織謝先生倡導的定期物理學術報告。1980年至1990年任國家教委理科教材編委會固體物理學組成員兼秘書，協助組長謝希德教授製定固體物理學科教材建設規劃，並加以落實。他曾是上海市物理學會常務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