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希德的《群論》在“文化大革命”後，由她與蔣平、陸奮合作擴充內容、增添應用，以《群論及其在物理學中的應用》的書名出版，成為一本優秀的研究生教材。《半導體理論》講義的內容也非常豐富，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之前半導體物理學科的全麵發展。那本刻蠟紙油印的《半導體理論》講義，鮑敏杭先生一直保存至今。20世紀80年代初，他從事固態傳感器的研究，還多次查閱這本講義。國內從事矽壓阻傳感器研究的許多同行也說，他們在60年代中期曾經多次向謝希德登門求教，學習關於矽壓阻特性的理論知識。學術薪火相傳，能夠告慰謝先生的是在她傳授的知識的基礎上，鮑敏杭先生在2000年由Elsevier出版的Micro-MechanicalTransducers專著中，對矽壓阻的宏觀理論作了迄今最全麵的闡述和總結。在該書的前言中，作者向國際學術界表達了他對導師謝希德的崇敬和感激之情。
在鮑敏杭留校工作一年後，學校從工作兩年以上的青年教師中組織招收一批學製為四年的在職研究生。由組織上指定人員報名，再通過考試錄取。根據導師人選，一般一個係隻有一到兩名，有的係一個都沒有。當時，謝希德通知鮑敏杭報名，他感到很意外，因為那時他還沒有達到工作滿兩年的條件，但是謝希德說已經請示領導批準同意。這樣，鮑敏杭就考取了謝希德的研究生。當時這批在職研究生，外語、哲學等公共課由全校統一組織上課，一起上課的人有十來個，物理係除鮑之外還有孫鑫，數學係有李大潛等等。在職研究生按規定是不脫產的，讀研究生前後的教學工作量基本沒有變化，加上謝希德布置的學習和研究任務一直非常重，所以那幾年鮑敏杭非常非常忙。不過，回顧起來，他覺得正是導師的嚴格訓練，培養了他獨立承擔研究工作的能力。
在研究生階段，鮑敏杭的研究方向是半導體能帶計算，具體的課題是Ⅱ－Ⅵ族半導體硒化鋅的能帶計算。到1966年上半年，已經得到一些結果。1966年7月，正當“文化大革命”風聲鶴唳，教師們幾乎無法工作之時，謝希德還在北京召開的亞非科學討論會上報告了有關硒化鋅能帶的計算結果。但接下來，大家都隻能在“文化大革命”的大潮中沉浮、掙紮，隨時可能失去自由、生命，再也無暇顧及論文或畢業了。
鮑敏杭回憶說，在20世紀60年代初的五六年中，謝希德為教研組的教學建設、科研建設和人才培養花費了大量的心血。當時教研室已有了完善的教學計劃，有了係統的教材，建立了固體能譜的研究方向和設備相當完善的實驗室，她所花的精力之大是常人難以想象的。她的身體一直不是很好，經常感冒。記得那時她經常是早上先到醫務室看病拿藥，然後再到辦公室上班。她還常跟大家介紹說維生素C治感冒很好，是化學家鮑林推薦的。
由於各種極端思潮的影響，在上世紀60年代初的幾年中，謝希德在工作上也有過許多困難和挫折。1964年到1965年間，可能是受到“小四清”運動的影響，教研組內有人強烈否定當時的教研組工作，否定理論研究的意義，甚至發展到人事關係的緊張，對她的工作製造了很大的困難和障礙。但是，謝希德始終是以德待人，不計個人得失，始終在自己的崗位上努力工作，百折不撓，堅持把教研組的工作做好。
人到中年幾沉浮
如果把人生軌跡比做一條拋物線，那麼中年正處在這條線的頂峰。中年時期，正是一個人精力旺盛、思想穩定、知識成熟的時期，是人生中最能發揮作用的階段。謝希德奮力向科學進軍之時，她的愛人曹天欽也在事業上蒸蒸日上，不斷取得新的成就。
從英國劍橋大學獲取博士學位後，曹天欽決定回新中國工作。在麻省理工學院取得博士學位的謝希德，得到英國朋友、《中國科學技術史》作者李約瑟的幫助，在英國舉行了隆重的婚禮。短暫的蜜月後，曹天欽和謝希德踏上了回國的旅途。回國後，曹天欽立即加入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理生化研究所工作。在這段時間內，他負責籌備實驗室，並開展肌肉蛋白質、膠原蛋白質、神經蛋白質等研究。1958年，他晉升為研究員，繼續擔任研究組組長。他支持一位青年科技人員關於開展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研究的建議，並在其後的三年研究中，成為這個項目的領導人之一。1960年，他被任命為中國科學院上海生物化學研究所副所長。1966年在第二次評審人工合成牛胰島素的會議上，他又建議開展胰島素X光晶體衍射的研究。
與此同時，曹天欽發表了一係列論文，其中最主要的貢獻是20世紀60年代初和同事們一起，利用我國剛進口的第一台高分辨率電子顯微鏡，對原肌球蛋白和副肌球蛋白分子、纖維和類晶體，進行大量的電鏡觀察，受到國際同行的重視。正如國際著名生化學家、肌球蛋白發現者、日本東京大學名譽教授、日本國立生理學研究所所長江橋節郎教授所指出的，“曹天欽和同事們在1963年所完成的有關原肌球蛋白質類晶體的開創性的電子顯微鏡研究比國外有些同類研究工作要早好多年。如果考慮當時在中國困難的科學研究條件，我們應當給予更高的評價”。
從20世紀60年代初開始，考慮到如何使自己的科學研究能和祖國的社會主義建設密切聯係起來，曹天欽帶領他的一些學生和同事，開始了植物病毒的研究，參加了由華東科委組織的華東地區水稻病毒工作。他多次實地赴農村考察，去桑園勞動，密切聯係農業實際，在我國開創了對植物病毒的生化和分子生物學研究的新領域。
曹天欽為了減輕謝希德的工作負擔，他還擠出時間承擔撫育孩子的工作。每每吃過晚飯，在兒子惟正洗澡睡覺之前，父子倆同坐在沙發上，兒子聚精會神地聽爸爸講故事。甚至有相當長的一段時期，惟正以為隻有爸爸會講故事，而媽媽不會講。有一次謝希德給他講故事，當講到《木偶奇遇記》中的父親被鱷魚吞食了的時候，兒子竟傷心地哭了起來，由此可見惟正對父親曹天欽的依戀，以及謝希德因為工作繁忙而對兒子的疏忽。除了講故事，曹天欽周末還經常帶著兒子到西郊公園（現今上海動物園）遊覽，天鵝湖、獅虎山、猴館等都留下了他們的足跡，熊貓、海獅、大象給兒子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謝希德由於工作一直十分忙碌，連上海動物園也沒有去過，這樣的一家子可以說不多見！
人到中年，由於生活和事業的擔子都很重，往往感到特別勞累辛苦。1960年的一天上午，正在為學生們上“半導體理論”課時，謝希德忽然感到心跳加快，四肢無力，難以再講授下去。同學們看到這種情景，急忙將老師送到學校醫務室，而後即轉送中山醫院。可是到了急診室，醫生卻說沒事了。同事們很不放心，勸她繼續留院就診，經過多次檢查終於確診為植物神經性早搏。她把診斷書往書包內一塞，好像沒發生什麼事似的，又繼續投入到緊張的工作中。“牛吃進去的是草，擠出來的是奶”，為了黨的教育事業，謝希德如老黃牛一樣辛勤耕耘，把一切病痛和私利置之腦後。1962年，謝希德在教學、科研中又取得新的成績，被晉升為教授。
到了上世紀60年代初，謝希德所在的固體物理教研室，改名為半導體教研室，她繼續主持教學、科研工作。與此同時，黨和國家的政策也處在不斷的調整過程中。1961年7月由中央政治局討論批準，發布試行《關於自然科學研究機構當前工作的十四條意見（草案）》（簡稱“科學十四條”），這是國家科委黨組和中國科學院黨組經過反複調查研究和廣泛聽取科學界意見提出的。聶榮臻還就其中若幹重大政策問題向中央專門寫了請示，“左”傾科學研究政策暫時得到調整。隨後，1962年3月在廣州召開的科技工作會議上，陳毅宣布給廣大知識分子”脫帽“（脫”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之帽），“加冕”（加“勞動人民知識分子”之冕），端正了知識分子工作的方向，黨和知識分子的關係得到改善，可惜這種改善未能維持多久。
科學技術發展日新月異，必須追蹤前進，才能立於不敗之地。這一時期，謝希德敏銳地注視著學科的每一項進展。隨著對矽平麵工藝的突破，國外科技界半導體研究已從鍺轉向對矽的各種性能的深入探索。這一動向引起她的高度重視，並開始著手分析和研究。1962年在廣州舉行的國家科學研究規劃會議上，謝希德與黃昆聯名建議在我國開展固體能譜的研究，旨在進一步探索固體內部一些電子運動的規律，對發展新材料、新器件具有指導意義。他們的建議經審核，很快被正式列入國家重點科研項目之中。後由政府撥款，先後在北京大學、複旦大學、南京大學籌建實驗室，添置必要的設備，為開展深入研究提供了有利條件。
固體能譜研究雖然是基礎理論研究，但與應用密切相關，可以說是重要的應用基礎研究。1963年至1965年，在數學係計算數學組的密切配合下，謝希德和助手們積極開展固體能譜的研究，先後對硒化鋅、銻化銦等進行能帶研究，獲得了初步成果，並在複旦大學建立了順磁共振等當時比較先進的實驗技術實驗室。她招收研究生，並開設了“半導體理論”和“群論”課，指導研究生從事關於空間群矩陣元選擇定則以及有關半導體能帶計算等項工作。他們先後在《物理學報》上發表了一係列關於群論在固體物理研究中的應用的科學論文。其中《空間群矩陣元的選擇定則》論文發表後，引起了專家們的興趣和重視，一些外國學者曾來函索取這篇論文複本。1966年在北京召開的，有33個國家的學者參加的亞非科學討論會上，謝希德提交了《半導體能帶計算》的論文，向國外學者彙報了用我國自主研發的電子計算機計算半導體能帶的初步成果。
俗話說，一個好漢三個幫，一個籬笆三個樁。在謝希德身邊還有一位擅長半導體實驗的高手，她就是王迅先生的愛人孫恒慧。1953年畢業於複旦大學物理係的孫恒慧，從1955年開始從事半導體物理的研究工作，1989年以後同時開展半導體超晶格、量子阱物理的研究工作，1989年3月晉升為教授。
1960年，孫恒慧在國內第一個係統地研究和完成了半導體材料鍺的少數載流子壽命的測量工作；1965年參加國家科委的重點項目“固體能譜”的研究工作；1980年建立了半導體深能級雜質缺陷的研究實驗室；1991年開始建立起超晶格、量子阱物理性質研究實驗室。她長期負責半導體物理實驗室的教學工作，負責建立教學實驗室，其中部分是為複旦大學接待外賓參觀的常備實驗室，並獲得國內外專家的一致好評。她負責編寫的教材《半導體物理實驗》於1986年出版，此後多次再版，還參加編寫了《固體物理實驗方法》（1990年版）中有關半導體物理測量的部分。
作為謝希德的第一個研究生，王迅於1985年晉升為教授，同年被批準為凝聚態物理學科博士生導師，1999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在謝希德的領導下，成立複旦大學表麵物理國家重點實驗室，後任該實驗室主任，曾獲得國家教委科技進步二等獎及其他多個獎項。王迅、孫恒慧夫妻為複旦大學物理係和我國半導體物理、凝聚態物理的發展作出了顯著的貢獻。
謝希德在談及這一時期的工作時說：“我雖然取得了一些成績，但覺得還沒有最大限度地發揮自己的才能。在‘文革’前，雖然沒有直接受到衝擊，但工作不可避免地受到‘左’的幹擾。自己從1956年開始招收研究生，但成效十分有限，有的學生在‘大躍進’中改任助教，有的學生未學完專業就參加‘四清’……作為從海外歸來的知識分子，我本人也不可避免地受到一個又一個政治運動的衝擊，一方麵受到教育，另一方麵心情也是複雜和緊張的。”
1965年夏，謝希德應廈門大學副校長蔡啟瑞之邀，回到母校講學，為暑期舉辦的催化訓練班作有關固體物理的報告。同年的最後一天，謝希德作為中國固體物理代表團團長，途經莫斯科，於當晚抵達英國倫敦國際機場，出席在曼徹斯特召開的英國物理學會固體物理學術會議。後來她回憶道：“當我走出機艙，重踏上那片似曾相識的土地時，眼睛一下子濕潤了。13年前，我僅僅要求在這兒轉程歸國，卻被視為不受歡迎的人，必須限期離境。然而今天，我作為新中國一個科學代表團的團長，在這兒受到尊重和歡迎。祖國母親的神聖意識，又一次猛烈地撞擊著我的心扉。”
在此後將近一個月的參觀中，他們在牛津、劍橋兩個大學都受到老朋友們的熱情接待。回國後，謝希德繼續籌建現代化實驗裝置，開展固體能譜的研究。不過好景不長，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開始了，謝希德精心準備的計劃都化為泡影。
敏銳的眼光和驚人的魄力
如果把學校比作一架淩空而起的飛機，那麼教師和學生就是它的兩翼，二者缺一不可。從某種程度上說，教師是學校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學校的靈魂。師資質量如何，將直接關係到一個學校的辦學成敗，關係到一個學生的成才與否。“咬定青山不放鬆”，作為複旦大學的校長，謝希德深知抓好師資隊伍建設的重大意義，並采取積極有效的措施，逐步而紮實地提高學校師資水平。
謝希德經常與師資辦公室的同誌商議，提出一些行之有效的師資培養具體措施和做法，注重培養學科骨幹，並采用破格提升的方法鼓勵學科帶頭人脫穎而出。謝校長認為，學科帶頭人應有較強的組織能力，能影響、指揮、團結一班人協同工作，不斷做出成績。評一批重點學科，選一批學科帶頭人，讓他們在教學科研中真正起到中堅作用，已勢在必行。
在她的關心和安排下，學校師資辦公室通過調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製訂出《如何發揮學科帶頭人作用的幾點意見》，規定給予學科帶頭人優先參加國內外學術活動，享受學術休假的機會；對工作有突出貢獻的給予越級晉升和增加工資等待遇。從1978年至1981年的4年間，謝希德作為副校長分管師資培養，期間經過嚴格選拔，學校有66位教師連續兩次晉升職稱，彌補了師資斷層和不足的缺陷。1985年，謝校長又親自抓獎勵先進的工作，給全校10名優秀的學科帶頭人晉升兩級工資。這些做法，促進了一批學科帶頭人的成長，為學校的師資隊伍建設積澱了大量優秀人才。
蛇無頭不行，車無頭不進，一所學校的學術方向，與各個專業的學術專家的水平有著密不可分的關係。為此，學校大力起用年輕拔尖人才，加快師資隊伍的培養速度。謝校長認為，20世紀80年代的年輕教師正是90年代學校的骨幹，因此及時發現、重點培養優秀人才，是一種加速人才梯隊建設的有效方法。她會同師資辦的同誌，組織班子，調查研究，排出了思想品德好、學術水平較高、治學嚴謹、成績突出的優秀教師名單。在這個基礎上，他們再逐個分析，因人而異，采取不同的培養方法。其中，有的分配到教研室任職，有的破格提升為講師，有的送往國外進修，還將工作中有突出成績的七名40歲以下的教師破格晉升為副教授。這樣，通過各種渠道，廣大青年教師似乎走上一條成才“終南捷徑”，並迅速成為複旦的脊梁。20年後，人們還在讚揚謝校長敏銳的眼光和驚人的魄力，今日許多學科的帶頭人就是在那時打下的基礎，謝校長實在功不可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