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代出英傑。謝校長就任之時，正麵臨著一次大的科技革命。她認為現代科學技術發展極為迅速，各個領域的研究新成果、新理論、新思想、新技術、新知識層出不窮。在這知識更新加速的年代，隻有積極貫徹開放的政策，拓展與國際的科學信息交流，才能使教學、科研工作及時地反映國內外較新的科研成果與較高的學術水平，並最終迎頭趕上甚至超越。
在謝校長的關心和積極聯係下，從1978年至1985年短短的七年多時間，複旦就有600多人次到國外進行學術活動，其中100人出國兩次。這些教師出國學習歸來後，更新了教學內容，改進了教學方法，促進了科學研究，還對建設國家急需的缺門學科發揮了積極作用。此外，從1979年至1985年，幾百位外國專家、學者到複旦大學進行了學術交流，大大拓展了師生的眼界，提高了學校的國際地位。
1985年10月21日，高等學校師資管理國際討論會在複旦大學舉行，我國50多位專家、教授、校（院）長、省市高教局局長以及九位外國專家出席討論會。大會由謝希德主持，她在開幕式上指出：這次會議是根據我國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及教科文組織關於加強大學培訓與研究項目協議舉辦的，目的在於廣泛地交流國內外師資管理的經驗，以促進我國大學師資管理工作的改革和研究。在隨後的討論會上，她提交了《師資培養工作是高等院校一項重要的基本建設——談談複旦大學的師資培養工作》的論文，並獲得好評。
機遇總是給有準備的人，就看你有沒有思想和行動的準備。現實表明，抓住學科發展就能牽住牛鼻子，謝校長在培養師資的管理工作中，極力鼓勵學科間的相互滲透，促使教師知識結構更新、更寬、更深。謝希德指出：現代學科的發展既高度分化又高度綜合，有的專業與學科越來越窄，世界上不少著名大學已不斷打破原來各係、各學科的曆史界限，建立了跨學科的研究中心或研究綜合體，讓各係不同學科專家相互配合，共同完成某些大型的科研課題。複旦大學利用校內有利條件，廣泛舉辦講座、報告會、討論班、培訓班等，自由探討問題，使眾多教師的綜合能力得以提高。
經濟學是複旦的老學科，過去經濟係的教師知識麵較窄，現代化的手段較少，給人以家徒四壁、捉襟見肘的感覺。為了改造老學科，適應學科的發展和國內外形勢的需要，學校於80年代初成立了世界經濟係，這是我國最早成立的一個培養涉外經濟人才的高校教學單位。1983年該係設立國際金融專業。1984年，複旦大學成立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後改為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研究中心）。同年經濟係人口研究室擴建為人口學研究所。此後，在這個基礎上建立人口學係。1985年，複旦大學經濟學院正式成立，老係科、老專業獲得新生，新專業緊隨著時代邁進，這些都是在謝校長在任時一步步得以落實的。由於各學科高度交叉、迅速融合，並不斷進行國內外的學術討論和交流，複旦的經濟學科充滿了新的活力。
打蛇打七寸，而中青年教師的儲備，正是學校師資隊伍的“七寸”，它起到師資隊伍承上啟下的作用，也是厚積薄發的力量之源。由於“文化大革命”及其他某些原因，師資隊伍受到嚴重影響。從學校看，一批歲數大的教師還在工作崗位上，職稱評定的晉升比例又有限，這就給中青年教師的成長帶來一些困難。在教育改革中，複旦大學采取一些措施，晉升一批高水平的年輕教師。謝希德從工作出發，一方麵積極向上級爭取加大名額比例，另一方麵大力加強教師隊伍的建設，在有限的名額中爭取更多的主動。學校經常召開師資工作經驗交流會，研究師資培養問題，使一批中青年教師在困境中脫穎而出。在她任校長期間，在政治學研究領域卓有建樹的年輕人王滬寧，29歲被破格提升為國際政治係副教授，成為當時全國最年輕的副教授。過了6年，他又以豐碩的研究成果晉升為教授，在全國高校中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如今，王滬寧早已調任中共中央工作多年。當年一批被破格晉升的講師、副教授，後來也都成為教授、博士生導師了。
具體的工作受到理論、思想的指導，離開正確理論的指導，任何工作都經不起時間的考驗。謝校長深知，師資隊伍建設是學校發展和人才培養的關鍵，必須充分發揮教師在教書育人中的指導作用，惟其如此，師資工作才能走上正軌，學生的進步反過來又是對師資優劣的檢驗。經過多次的討論醞釀，新設想“導師製”誕生了，並於1986年秋季開始執行。
所謂“導師製”，即學校聘任一些知名的教師，對學生實行“一對一、一對多”培養，充分發揮教師的能動性，進一步提高教學質量，培育更優秀的畢業生。當時，謝校長親自聘請了242名學術水平較高，教學經驗比較豐富的教授、副教授，擔任一年級新生的指導教師。被聘任的教師感到十分光榮，真誠、熱情地關心和指導學生，在半年的實踐中就積累了不少好經驗、好方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事實表明，這個做法使師生間的感情親密融洽了許多，導師們也能更好地掌握學生的特點，進行有針對性的教學等活動。有時，導師把學生請到家裏促膝談心；或與學生一起邊遊公園邊漫談人生，交流思想；或到學生的課堂聽課，及時發現並解決問題。為了幫助學生盡快適應大學生活，掌握學習的主動權，有的導師認真檢查學生課堂筆記，親自指導學生選擇參考書、借閱書籍資料等。期中考試後，導師們主動關心成績差的學生，幫他們分析原因，鼓勵他們克服困難、奮發向上，促使他們改變學習觀念，變被動為主動，更加健康地成長。還有的導師結合實際做思想工作，指導學生學習《共產黨宣言》，加強專業思想教育，幫助他們提高對馬列主義的認識。導師們還深入到學生中間，針對各種思想問題，曉之以理，動之以情，取得很好的效果。
在謝希德任職期間，“導師製”工作開展得有聲有色，在學生中反響強烈。她經常召開導師工作經驗交流會，表彰工作出色、成績卓著的導師，並且製訂了《導師工作條例》，明確導師的職責及有關規定。當然，作為高校教育培養人才的一種新嚐試，導師製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地方。有的導師到學生中活動一兩次以後，就感到沒話題了，指導工作難以堅持。有的係主任也覺得對導師提不出具體的要求，難以檢查。針對這些情況，謝校長在導師經驗交流會上作了《總結經驗，改進工作，逐步完善導師製》的報告，在肯定這項工作的同時又提出了完善的意見，有力地推動了“導師製”的進一步貫徹實施。譬如，原來所聘導師工作太忙、年紀過大的，在後來聘任時，作了相應的調整。總之，”導師製”的實施，為學校教書育人提供了許多寶貴的經驗，開辟了嶄新的天空。
“以心發現心，以愛博得愛”
複旦大學從它建校開始，就有著和世界廣泛聯係的優良傳統。曾經有人在評論中國的大學時，稱複旦是最“崇洋媚外”的大學，雖然此說頗有點調侃之意，但從中反證了複旦大學辦學的開放性，在交流和合作中爭取共贏。就這一點而言，謝希德很好地堅持了優良的傳統，引領著複旦大學走在世界發展的前沿。
20世紀80年代，正是謝希德擔任複旦大學校長期間，時逢國家改革開放之初，許多政策還不太明朗，但她已經意識到複旦與國際接軌的重要性，逐步加強複旦開放性交流合作的力度。那時“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當許多人還缺乏改革開放意識的時候，謝希德卻本著“送師生出去，讓知識回來”的宗旨，毫不猶豫地與國外積極聯係，把複旦師生送到國外去深造，而她本人的留學生涯、知識背景及熱心程度，都對幫助複旦走向世界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後來據海外許多學者反映，從那時起他們才突然接觸到許多複旦學者，長期以來”與世隔絕”的複旦因此在國際上聲名鵲起。
1982年，已在計算機並行處理方麵頗有建樹的朱傳琪，獲得以訪問學者身份去美國伊利諾伊大學做學術研究的機會，但卻遇到了一點小小的麻煩。當時，謝希德主管學校外事工作，了解到朱傳琪出國深造的想法，並認為他所做的研究學校非常需要。後來，在她的力排眾議下，學校經研究批準並支持朱傳琪出國做訪問學者。
按規定，訪問學者在國外工作滿兩年就應回國，但朱傳琪參與了曆時七年的美國計算機領域重大項目——大規模並行計算機係統從申請經費到研製完成的全過程。作為這個項目的主要研製人，朱傳琪當時有些“舍不得”馬上回國，希望能在美國多留兩年。在左右為難之時，他又想到了校長謝希德，於是他寫信將自己的想法告訴她，希望她能幫助自己完成心願。
1984年，正值改革開放之初，要開拓創新，仍存在很大難度。但考慮到計算機專業的重要性、機遇的難得以及對有前途的人才的愛護，謝希德再三考慮，覺得思想應該解放一點，同意了朱傳琪的請求。同年訪問美國，謝希德專程到伊利諾伊大學看望他，在實地了解具體情況後說，“你需要多長時間，就留多長時間，但是我希望你最後還是回來”。由於她的信任和支持，朱傳琪在美國得到了係統的深造，為後來的研究打下了紮實的基礎。
“以心發現心，以愛博得愛”，充分的信任、無私的幫助換來了報效祖國的赤誠之心。盡管從並行處理計算機研究工作的環境和條件來說，伊利諾伊大學確實是世界一流的，與朱傳琪共同研究的庫克教授，也為他辦好了留美的一切手續，可是項目一結束，朱傳琪便打點行裝準備回國。他對熱情挽留的美國人說：“祖國也需要開展這方麵的研究，我更不願意辜負謝校長的信任，他們都在大洋那邊等著我、看著我。”1988年，朱傳琪回到了闊別多年的複旦校園。報到的第二天，謝希德就安排學校有關方麵解決了他的職稱問題。當時評教授的工作差不多結束了，由於她惜才心切，特意給朱傳琪留了一個名額。
“滴水之恩當湧泉相報”，正是懷著這種對謝希德知遇之恩的回報，朱傳琪憑借自己紮實的知識和突出的工作能力，在研究中作出了重要的貢獻，後來獲得了“上海市科技精英”的光榮稱號。
師恩難忘，肝膽相照
駿馬始終需要伯樂的點撥，才能有千裏之躍，而不會羈絆於槽。現複旦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美國研究中心主任沈丁立，在謝希德身邊學習和工作多年，對於伯樂更有深切的感受。
自1983年至1989年，他有幸師從謝希德和張開明兩位教授攻讀研究生，得到了導師的精心栽培。在她慈祥而嚴格的教育下，沈丁立就讀研究生期間已經完成多項課題的研究，於國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論文多篇。在回顧自己取得的學術成就時，對導師的尊敬、愛戴之情溢於言表：
“謝先生極其認真地指導我寫的每一篇論文，修改的筆跡遍及文章每一頁。我從事理科學習，本以為自己已經被訓練得嚴謹不苟，但看到謝先生的一圈一點，就會感到十分羞愧。我永遠也不會忘記謝先生在她的博士生專業課程上，對她親自指導的學生采取特殊規定——若考試分數僅為‘及格’要作不及格處理，這是中外聞所未聞的要求。作為謝希德教授的學生，能夠受到這樣嚴格要求的訓練，實在是一種幸福，終身受益無窮。”
師恩難忘，肝膽相照。其實，沈丁立先生也是謝希德送出去的，當時他認為公派出國，就是一國的“使者”，要不辱“使”命，學成而歸。”謝先生從來不對學生說，你應該回國，但是她自身的經曆就是對學生學成後歸國的一種無言鼓勵和鞭策。”
1989年9月，一個陽光燦爛的下午，複旦大學物理樓前的大草坪上，沈丁立出國前與導師話別。在那段時間裏，物理係有些學生出去了，就不想再回國服務。沈丁立去美國讀博士後，也有許多人猜測他會“一去不複返”，但謝希德並未阻攔他。在話別時，她想了想，鄭重地說：“有些人言而無信，出國後就不回來了。我相信你能信守諾言。”沈丁立麵對導師的囑咐，信誓旦旦地回答：”今天我在物理樓門前向您告別，明年此時此刻我會在這裏向您報到。”
後來，沈丁立為了祖國，為了實現自己對導師的諾言，放棄在美國拿“綠卡”的機會，如期學成回國了。當時，謝希德高興地迎接他，還請他到家裏吃飯。雖然吃的是粗茶淡飯，但這是她對一個熱愛祖國、信守諾言的學生的獎賞，因為沒有比報效國家更為光榮和高尚的事情了！
所謂桃李遍天下，芬芳馥鬱發。作為一位老師，她始終最牽掛的是學生的成才，隻有“桃李們”都爭奇鬥豔，惹人憐愛，園丁的勞碌之心才會舒坦。“我的學生資劍從德國留學回來，又使我感到興奮。學成歸國，報效人民，我感到自己勤勞的汗水沒有白流，更為這些學生的舉動感到自豪。那時，資劍想開展一些科研項目，但苦於沒有任何資金支持。我想，學生回國了，就應該為他們創造良好的工作條件，於是我便答應為他寫封推薦信。不料，當時我的丈夫曹天欽剛剛去世，心情悲痛是不言而喻的。資劍建議由他來起草，隻要我簽個名就行了。可是考慮到我親自寫，對他更有幫助。於是，忍受著巨大的痛苦，在料理丈夫後事的第二天，把推薦信送到他的手中。”
“我還記得有這樣一位學生，叫李樂德，他是在十年‘文化大革命’結束後，以上海市第一屆高考第一名的成績進入複旦大學的。由於他的努力，現已成為經濟管理方麵的專家，先後在美國加州理工學院、麻省理工學院、香港科技大學和美國耶魯大學任教。李樂德初到美國西北大學攻讀博士，可能‘水土不服’，經常得病。我從西北大學校方得到消息後，親自過問此事，讓他的妻子張綺到美國，使他們一家得以團聚。為了讓李樂德為複旦作貢獻，我親自向管理學院鄭紹濂院長提議，聘請他為複旦兼職教授，使人才盡其所用。”
判斷一個人是否對你好的標準，並不是他能否在你輝煌的時候“錦上添花”，而是他是否會在你艱難困苦的時候“雪中送炭”。而一個能夠長期甘當”送炭者“的人，必定是個”最可愛的人”。20世紀80年代初，美國著名科學家、兩次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約翰·巴丁教授訪問中國，回國後稱讚說：“在中國科學界中，謝希德是屬於最有影響的人士之一。”實際上，謝希德不僅在科學界，在教育界特別是在高等教育界的貢獻，也是卓著的。她對學生、後輩的關懷完全出自真誠的愛心，是“雪中送炭”；她對國家、複旦奉獻一生心血，完全沒有私心，是值得頌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