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楚國方城有如此高妙的軍事防禦功能，各諸侯國紛紛效仿也就在情理之中了。於是，齊國、魏國、秦國、燕國、趙國和韓國等都在各自的國土周邊修築起長城，就連弱小民族鮮虞（屬於北狄種族）建立的小小中山國也大肆修築長城，並由此屢屢挫敗周邊強國晉和趙的進攻。如此看來，在那個戰火連綿的時代裏，各諸侯國不僅相互攻占殺伐，還在中華大地上進行了修築長城的接力競賽。如今，雖然在世人觀念中的長城隻是橫亙在中國的北方邊疆，其實那時長城不僅修築在中國的四周，就連內地也有長短不一的各色長城。不過，後來隨著秦始皇兼並六國戰爭的平息，許多內地長城也就被他下令拆毀了。但是，秦始皇重新修築的長城不僅成為今天人們認知這一偉大建築的代名詞，而且還承載著向世人展示和傳承中華文明的曆史重任。
說到這似乎有點離題，還是應該回到秦始皇統一六國後重新設關布防上來，因為那時關隘的作用日益顯示其重要性，成為秦始皇鞏固統治的一項極為重要的戰略措施。至於到了漢朝時，朝廷規定人們出入關城時則必須出示證件——“傳”，也就是一種木刻的合符。不過，這項規定並沒有執行多長時間，便宣告取消。據《自治通鑒》中記載說，到了漢文帝前十二年（公元前168年）時，朝廷頒布法令取消了出入關口的憑證“傳”。再到了漢景帝前四年（公元前153年）時，因為發生了極為嚴重的七國叛亂，朝廷在平息叛亂後為了防患於未然，便又恢複了出入關口持憑證“傳”的製度。由此可見，當時的關隘不僅是戰爭必奪之地，而且還是極為重要的交通樞紐或中轉站。那麼，關隘一般建造在什麼地段，建築材料從何而來，其整體結構如何布局建造，它的存在又有何曆史功用呢？在這裏，我們還是以長城沿線的關隘為例作以詳解。
眾所周知，長城最早的主要用途是為了戰爭防禦和軍事守望，而作為長城沿線重要的駐兵據點，關隘的位置大多選擇在出入長城的咽喉要道上。不過，因為長城所選擇的建築地點是千變萬化的，所以關隘的建築地也並不固定，但始終遵循著一條多年不變的原則，那就是司馬遷在《史記》中所講的“因地形，用險製塞”。由於長城經行的地理情況十分複雜，有高山峻嶺、大河深穀，也有沙漠草原、戈壁灘石等等。所以，中國古代軍事家們在這些地方修築關隘時，首先想到的是要利用這些自然地形的優勢，專門選擇在一些險要處進行修築關隘等軍事工事，用以有效地阻擊敵人的進攻。當然，選擇在這樣險峻的地方修築關隘，還為了節省建築材料、人力和時間。試想，假如不利用高山險阻來修築關隘的城牆，那不僅不利於軍事防禦，而且花費人力和材料也是十分巨大的。關於這一點，我們在對長城遺址的調查中發現，在萬裏長城線上凡是修築關隘的，不是在兩山之間的狹口，就是在河穀會合的轉折之處，或者在平川往來的必經之道。這樣，既能便於控製險要，又可節約人力與材料。
修築雄關險隘的地段選好之後，解決建築材料便是十分關鍵的問題。當然，就地取材是兩千多年不變的原則，故建築材料也就呈現出多樣性。最普遍的，就是夯土築牆或以磚石砌牆，其基礎多用條石，而兩側的牆麵就以磚石砌築，中間則用碎石或三合土進行填充。不過，也有一些構造特殊的，比如漢朝在多流沙、缺磚石的幹旱沙漠地區修築長城關隘時，就隻能采用當地出產的礫石和紅柳。在修築過程中，漢朝工匠們充分利用礫石的抗壓性和柳枝的牽拉性能，把兩種材料結合起來砌築，故那時的關隘城牆十分堅固，經曆兩千多年風沙雨雪的衝刷侵蝕，仍有不少地段屹立著高達數米的城牆。而在西北黃土高原地區，隻能利用夯土夯築或用土坯壘砌關隘城牆，不過隻要夯築結實，其堅固程度同樣不亞於磚石。例如，甘肅嘉峪關的長城牆體，在修築時就是專門從關西十多公裏外的黑山上挖運黃土，在夯築時使夯口相互咬實，使這種牆體的土質結合得十分密實，也就不易變形裂縫。而到了明代修築長城關隘時，其材料的選擇更是講究，當然選擇的餘地也變得大了許多，故主體不僅用磚塊、條石或磚石混合砌築，而且牆麵還要用白灰漿填縫，既顯得平整嚴實，又使雜草樹根難以在牆縫中留存生長破壞牆體。同時，在牆頂上還設有排水係統，能夠較好地保護牆身，使其免遭雨水的侵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