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決定出逃，想出許多方案，比如像三劍客、基督山伯爵，或是簡單一點，像《九尾龜》裏一樣垂了繩子從窗戶溜出去，當然最好的辦法，是有個王子可以騎著白馬，在她的閣樓下接應。可她終究不是公主，雖遇到了童話裏的惡後母，卻遇不到那拔劍來救的王子。沒有人救她，隻除了她自己。
於是，她在“隆冬的晚上，伏在窗子上用望遠鏡看清楚了黑路上沒有人，挨著牆一步步摸到鐵門邊，拔出門閂，開了門，把望遠鏡放在牛奶箱上，閃身出去。—當真立在人行道上了！沒有風，隻是陰曆年左近的寂寂的冷，街燈下隻看見一片寒灰，但是多麼可親的世界啊！我在街沿急急走著，每一腳踏在地上都是一個響亮的吻。而且我在距家不遠的地方和一個黃包車夫講起價錢來了—我真的高興我還沒忘了怎麼還價。真是發了瘋呀！自己隨時可能重新被抓進去。事過境遷，方才覺得那驚險中的滑稽。”（張愛玲，《私語》）。
那一年，她18歲。
偷逃出來的張愛玲來到了母親的家。但是，母親的接納並沒有給張愛玲帶來心底一直渴望的溫暖。母親深受西方文化的熏陶，所以，她一心想將孤僻、不善言談的張愛玲培養成一個淑女。這對於在自我狹隘的空間裏寂寞慣了的張愛玲來說，猶如在窘境中學做人，困難重重。因此，母女二人之間的隔閡漸見了端倪。張愛玲在初得絲絲溫暖後，又陷入了另一種孤寂。
中學畢業時，母親讓她選擇“嫁人”還是“讀書”時，張愛玲選擇了後者，我們無法揣測母親的不幸婚姻究竟給了她多大的影響，但她對婚姻的恐懼我們是可清晰感覺到的：在畢業調查表的“最恨”一欄，她赫然填著：“一個天才的女子忽然出嫁了！”
然而，讀書卻並非一帆風順，她考上了倫敦大學，卻隻能懊惱地去了香港，因為抗戰的爆發讓她不能遠行，而當她正憧憬著更美好的未來時，她的港大生活也被轟隆隆的炮火擊得灰飛煙滅。
1942年下半年，張愛玲無奈結束了港大的生活，回到了“孤島”上海。在靜安寺附近的常德公寓裏，她和姑姑住在一起。這段生活對於張愛玲來說，可能是她一生中少有的一段平靜的時光。在這裏，她寫出了她的成名作《第一爐香》和《第二爐香》。她天荒地老地寫，寫盡了塵世那麼多繁華幕後的蒼涼人生，並讓灰蒙蒙的蒼涼慢慢地沉下去，沉下去，成了朵雲軒信箋上的一滴淚珠，淒美地開在戰時荒蕪的“孤島”之中，若罌粟般蠱惑著寂寞的文壇。
隻是，她不知在她事業如日中天的時節，她不小心落入了它的圈套，她成了她小說裏的那個人，而且還是那個最荒涼的人。
傾城之戀
一個城市的淪陷，成就了白流蘇的一段愛情，對於張愛玲而言亦如是。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這不可理喻的世界裏，誰知道什麼是因，什麼是果？誰知道呢；也許就因為要成全她，一個都市傾覆了。成千上萬的人死去，成千上萬的人痛苦著，跟著是驚天動地的大改革……流蘇並不覺得她在曆史上的地位有什麼微妙之點。”
她在《傾城之戀》中冷漠地寫下了這樣字句。本以為是說給別人的句子，沒想到的卻是應驗了自己。
淪陷的上海，有的革命，有的醉生夢死，在這個充滿了世紀末荒涼和瘋狂的“孤島”上，人們過著仿佛沒有明天的生活。在暗綠的光線裏，一段孽緣悄悄上演。張愛玲，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登上了她在文字的華麗中虛擬了百轉千回的愛之舞台。她遇上了一個人—胡蘭成。
胡蘭成，浙江嵊縣人，出身寒門，卻是個才子，有滿腹經世之才與入仕之誌。1944年年初，獲釋不久在家閑居的胡蘭成，看到了《天地》雜誌第二期上張愛玲的小說《封鎖》。張愛玲在這篇八九千字的小說中對人性的理解，流暢的文筆，給文學修養頗高的胡蘭成留下很深的印象。遣詞的準確，構思的巧妙，宛若一個相識已久的朋友，胡蘭成看著無一處不順眼，滿心都是喜歡。
於是，他在一個春日習習的午後，通過蘇青找到了張愛玲在常德公寓的家。（蘇青原名馮和儀，筆名蘇青，是《天地》主編，曾任汪偽政權要員陳公博的秘書。上海是汪精衛“和平運動”的基地，胡蘭成任《中華日報》主筆時和她相識。）起初，性情孤僻的張愛玲讓他吃了個閉門羹，但不知怎的，第二天，她卻給他打電話說要去看他。
後來，胡蘭成在回憶錄《今生今世》裏如是說：“我時常以為很懂得了什麼叫驚豔，遇到真事，卻豔也不是那豔法，驚也不是那驚法。”就這樣，一個鮮活、沉靜、疏遠、奇裝炫人、不漂亮的張愛玲入了這個風流倜儻的花花公子的法眼。
他認為，男歡女悅，一種似舞、一種似鬥。見到張愛玲後，他明白他找到了一個理想的對手。送走張愛玲後，他便迫不及待地寫了封信給她，信中說她“謙遜”。張愛玲很喜歡這個評價，回信說：“因為懂得，所以慈悲。”
她亦說：“於千萬人之中遇見你所遇見的人，於千萬年之中，時間的無涯的荒野裏，沒有早一步，也沒有晚一步，剛巧趕上了，那也沒有別的話可說，唯有輕輕地問一聲：‘噢，你也在這裏嗎？’”
就這樣，她在姻緣的宿命中信了愛情是一種緣分的魔咒，以飛蛾撲火的姿勢投入到他的懷抱。她亦知他的過去，他也未曾對她刻意隱瞞過：結過兩次婚，目前還和舞女同居。
隻是，他的多情，他的狂妄，他的放蕩不羈，讓她看到父親的影子。那個塵封在記憶深處的人讓她雖有刻骨銘心的痛，但是，卻不能夠抹煞掉她曾那麼渴望過他的溫情的事實。童年時，太稀薄的父愛，讓她麵對大她15歲的胡蘭成時，有太多迷戀，比鴉片還讓人不可抗拒。
張愛玲開始有了煩惱，且是涼薄的。女子一旦愛了人，是會有這種委屈的，於是乎，“見了他，她變得很低很低，低到塵埃裏，但她心裏是歡喜的，從塵埃裏開出花來”。
於是，得如此殊榮的胡蘭成不再是那百花叢中的浪子，“晨出夜歸隻看張愛玲，兩人伴在房裏，男的廢了耕，女的廢了織，連同道出去遊玩都不想”。
他們一個“一夜就郎宿”，一個“通宵語不息”，愛，亦是可以貼景入心的。
1944年，胡蘭成的妻子得知丈夫的婚外情之後主動提出離婚，為張愛玲騰出了位置。於是，他們辦了那場“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婚禮，寫下了那讓人深深涼的句子：胡蘭成、張愛玲簽訂終身，結為夫婦；願使歲月靜好，現世安穩。
前兩句是愛玲寫的，後兩句是胡蘭成所撰，證婚人是愛玲的好友炎櫻。這年，胡蘭成38歲，愛玲23歲。
然，世景荒蕪，現世已再無安穩可言。
諸多雲愁雨恨
生在這世上，沒有一樣感情不是千瘡百孔的。這個傳奇豔絕的女子曾如是說。
1945年，日本戰敗，被當作文化漢奸的胡蘭成遭到了國民政府通緝，被迫亡命天涯，張愛玲強忍著內心的恐慌，依然緊緊地追隨著自己的愛人。
寒冷的1946年2月，張愛玲在早春的嚴寒中登上了去往溫州的渡輪，去看望她的夫君。一路心事重重的她，對胡蘭成卻隻說了一句：“我從諸暨麗水來，路上想著這是你走過的，及在船上望得見溫州城了，想著你就在著那裏，這溫州城就像含有寶珠在放光。”君本多變，儂仍癡情，女人對感情向來比男人持久認真。
張愛玲在一家小旅館住下。胡蘭成白天去陪她，晚上卻去陪那範秀美。這次的相見，親近中已有了生分。有時四目相視，半晌沒有一句話，忽聽得牛叫，兩人麵麵相覷，詫異發呆。一日愛玲告訴胡蘭成：“今晨你尚未來，我一人在房裏，來了隻烏鴉停在窗口，我心裏念誦，你隻管停著，我是不迷信的，但後來見它飛走了，我又很開心。”
因愛可以愛屋及烏，因愛亦可以感時恨別，見鳥心驚，但愛玲心中的黑烏鴉是永遠趕不走了。她此番來，一為看夫君，二為與他攤牌。她要胡蘭成在她和另一個女人之間選擇，這另一個女人不是範秀美，而是武漢的小周。
沒想到的卻是小周沒走，卻又來了一個範秀美。到底是怎樣的一個俗事的紅塵呀！即使寫盡了愛情的高高低低的張愛玲又如何，亦被捉弄其間。這不得不讓人心生冰涼。
在溫州的這兩個女人和一個男人，無論怎麼短暫的三角關係，亦是一個尷尬的故事。
胡蘭成曾回憶過這麼一件事：“愛玲並不懷疑秀美與我，因為都是好人的世界，自然會有一種糊塗（這是多麼聰明的辯解—筆者注）。唯一日清晨在旅館裏，我倚在床上與愛玲說話很久，隱隱腹痛，卻自忍著。及後秀美也來了，我一見就向她訴說身上不舒服。秀美坐在房門邊一把椅子上，單問痛得如何，說等一會兒泡杯午時茶吃就會好的。愛玲當下很惆悵，分明秀美是我的親人。”
是嗬，此刻她卻像是“第三者”或是客人了。
一日，愛玲誇秀美長得漂亮，並要給她畫像。秀美端坐著，愛玲疾筆如飛，胡蘭成在一邊看，看她勾了臉龐，畫出眉眼鼻子，正待畫嘴角，卻突然停筆不畫了，說什麼也不畫了，她也不解釋，一臉淒然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