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牆腳數枝梅，
淩寒獨自開。
遙知不是雪，
為有暗香來。
王安石
她是革命大背景中，一抹瑰麗的寒梅，在硝煙四起、暗殺重重之中，終以梅的於寒冷風雪之中仍可暗自香的傲骨，破繭而出。她用她的傲骨，為世人留下了一個過目不忘的傳奇。
而從她的油彩中所散發出來的那一抹凝香，亦讓一座城市、一個年代的人沉醉不知歸路。
起
她是被曆史大寫的女子。
作為我國近現代民主革命的著名女革命家、傑出的政治活動家和偉大的愛國者，及那造詣至深的畫家，她身上兼具著“寒梅”的性格和“猛虎”的精神，堪稱女中之豪傑。因而，毛澤東曾高度讚譽她“為中華民族樹立模範”。
她的一生充滿了傳奇色彩。
身為名門千金卻擁有一雙所謂的“天足”；因著“天足”亦擁有了令人豔羨的不離不棄的“曠世奇緣”；始終追隨於孫中山左右成為第一位“同盟會”成員；深陷蔣介石的黑色風暴之中亦可傲骨自如，且可用一支美術的筆將革命鬥爭進行到底。如是，她奮鬥的一生成為婦女解放運動中的光輝典範。
生於19世紀的她，有著傲人的豪門背景，然而深閨之中她亦可若出水芙蓉，有著潔淨的愛國的一顆心。後來和國民黨領袖廖仲愷的緣分，促使了她走上真正的革命道路。如此，在她長達近百年的漫長歲月裏，便牽係著革命的道路於征程中風風雨雨，崎嶇坎坷，書寫了一個傳奇女子波瀾壯闊的一生。
她亦是為革命而被大寫了的女子。
當年為了革命需要，她放棄金銀珠寶攜著丈夫奔赴日本留學，並為了另一種革命的需要毅然去學習繪畫。鄧穎超稱讚她“不僅是一位女革命家，而且是一位畫家，有高超的藝術才能”，事實上，她亦是第一個將美術創作與革命活動緊密連在一起的革命畫家。她的畫堪稱革命“史畫”。
麵對蔣介石的威逼利誘，她始終站在中國共產黨的一邊；在協助丈夫鬥爭多年後，還鼓勵兒女都投身革命隊伍。更為可貴的是，當心愛的丈夫死於自己麵前，她仍是繼續於革命的旋渦裏堅韌地鬥爭著。於此，她的革命事跡被大寫進那段不可回望的曆史中而不被遺忘。
1972年年初，她終攜著傳奇的一生走完她百年的歲月，並且攜著與丈夫的“生死契約”無憾長眠。隻，留給世人一個深遠的身影，於上海光影裏隱約永恒。
傲骨寒梅
1931年，“九？一八”事變爆發，蔣介石卻下令“絕對不抵抗”，拱手將東北三省讓給了小日本。從此，東北三省的人民便活在了水深火熱之中。
此時，旅居德國的何香凝聞訊馬上趕回上海，大聲疾呼國人“自救”，同時發動國內名畫家組織“救濟國難書畫展”，並把自己曆年所作之畫及珍藏的書畫拿來義賣。不久，日軍入侵上海，她便和宋慶齡一起冒著炮火趕到前線，慰問違命抗戰的粵係第十九路軍，同時還組織上海婦女成立醫療隊。
國民黨政府不肯接濟十九路軍，於是她便趕到南京要求補發該部幾月欠餉。然，蔣介石雖同她見麵並設宴招待，卻避而不談餉械之事，隻是連連夾菜說“請吃”。氣憤之下，她是一筷子都不動，散席便返滬。
1935年華北危急，蔣介石仍對日妥協，何香凝便模仿三國時諸葛亮羞辱司馬懿之法，將自己的一條裙子寄給蔣介石並附詩一首：“枉自稱男兒，甘受敵人氣，不戰送山河，萬世同羞恥。吾儕婦女們，願往沙場死，將我巾幗裳，換你征衣去。”
由此，蔣介石對她又恨又怕，隻礙於她是國民黨元老，終是奈何不得她。
於是，便采取長期對她軟硬兼施，後來更曾派人於她最艱苦的時候，邀請她去重慶，並附上100萬元支票。沒想到，何香凝當即退還，並附信寫上：“閑來寫畫營生活，不用人間造孽錢”。
是如此錚錚傲骨的女子！
多年來，她始終若一枝寒梅般，以一身傲骨淩然於那時亂之世道，更是以賣畫換得“買米錢”，使得她署名“雙清樓主”的作品名揚海內外。
台灣作家楊子曾經說過：“人生以立言、立功、立德為榮。其實，立情才是生命的最高境意：能愛與被愛，生命就如花朵之開放，燦爛繁華，故不免終於一朝凋謝，卻也是不枉不朽了。”
這便是對她傲骨若寒梅的性情之肯定和禮讚吧。
生在豪門
1878年6月21日，香港上環荷李活道東街38號何家大宅內誕生了一個女嬰，她就是日後享譽我國革命政壇上的偉大政治活動家、愛國主義者何香凝。
時年，何家已有8個孩子。不過，大地產商何炳桓對她的疼愛亦是有加。這個兼具中國傳統觀念和西方傳入新思想的商人，概念上是沒有“重男輕女”之羈絆的。他給她取名為名諫，希望她日後成長為既溫柔賢淑，又敢作敢為的人。
何家是個大戶人家，於香江之島亦是數得上的豪門，而豪門裏亦是妻妾奴婢成群的。所以，孩子自然在這個深宅大院裏是多的。何香凝是母親生的第五個孩子，排行第九，因此，她被仆婢們稱呼為“九小姐”。
在大家眼中看似“嬌小柔弱”的她，骨子裏卻深匿著一顆堅韌叛逆的心。身在豪門，她不曾染習一絲一毫富家小姐嬌生慣養的陋習。她喜歡聽太平天國的故事，喜歡無拘無束的自由嬉戲，喜歡讀書進學堂。她明顯地和那個富家生活格格不入，成了一個異類的“千金小姐”。
不過，父親是喜歡的。所以，當小小的她被母親強行裹腳纏足時，他竟然是依了不願受此疼痛的她。如此，她得以借此有了雙“到處飛奔，上山爬樹”的大腳。也正是這雙大腳，亦成就了她和廖仲愷的那段“曠世奇緣”。
17歲時，父親特許她當了自己的經濟助手，擔負起管理家庭的財政和收租賬目的工作。這也為她後來在中國同盟會的革命大家庭中擔任“管家”工作奠定了基礎。
如是，這個生在高貴富足的豪門之中的“千金小姐”，在香港這個風氣比較開通的資本主義社會環境中成長起來，盡管頭腦半新半舊的家長對女孩子管教頗嚴，但她依然多少受到了一些歐風美雨的衝刷，並接觸到一些資產階級為新派宣傳的婦女解放等新知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