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如此，這個年輕的皇帝憑借著青年人所特有的銳氣，鮮明地表明著自己對國家軍政的態度。還是在光緒年幼時，中法戰爭爆發，在翁同和的支持下，他堅決同意張樹聲和張之洞等人的抗戰主張。在他成年後，中國出兵幫助朝鮮鎮壓人民起義，結果被明治維新後日益強大的日本偷襲，中日戰爭迫在眉睫。但這並不關慈禧的事，慈禧關心的是她的60大壽，甚至把軍餉挪用到大壽典禮的籌備款中。而以光緒帝為首的主戰派，則以國家民族利益為重，堅決表示對日抗戰，並一再催促李鴻章加緊備戰。
戰爭終於爆發了，李鴻章在戰事緊迫和光緒帝的一再催促下，終於開始抗戰。光緒帝為了積極籌措軍餉，力勸慈禧停止營建頤和園，慈禧沒有辦法，隻好答應簡化慶典的準備活動，同意光緒的要求。
戰爭在李鴻章的消極抗戰下，呈一邊倒的形勢，很快日軍就侵占了撫順，將整個撫順城殺得隻剩下38人，又在威海衛海戰中，全殲北洋水師。消息傳來，嚇得慈禧及一班投降派大臣趕緊請求議和，光緒雖力爭，但還是在慈禧的逼迫下，無奈地在條約上簽了字，這就是喪權辱國的《中日馬關條約》。
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和《中日馬關條約》的簽訂，使民族危機更加嚴重，一批具有民族責任感的文人官吏活躍起來，或行富強之道，或上自強之書。光緒帝雖在條約上簽字，可每一筆每一劃都像一把把刀子在割著他的心。國家的衰落，強國的蠻橫，使光緒陷入了深深的思索中，他在尋找一條可以富國強民的道路。已經轉變為資產階級維新派的翁同和又適時地指導了光緒，他建議光緒向西方學習，並向光緒推薦資產階級維新派的領導人康有為等人及其主張。光緒在了解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後，在翁同和、康有為等人的勸導下，決定向日本學習，進行一場自上而下的改革。公元1898年，光緒衝破了重重阻力，頒布了《明定國是詔》，宣布變法維新。
在這個詔書中，光緒帝尖銳地鞭撻了那些墨守成規、阻撓變革的守舊勢力，沉痛地指出了中外懸殊、國勢衰敗的嚴酷形勢，明確指出了革新的合理性，並下令朝野內外都要努力，發憤圖強。
《明定國是詔》的宣布，猶如一聲驚雷，引起了朝野上下不同的反響。一部分開明官吏和民族資產階級分子拍手稱快，紛紛行動起來，為變法的實施而努力。但當時的中國社會，無論是朝中王公大臣，還是地方上的百姓，封建思想根深蒂固，自然反對派就占了大多數。
並且要在中國進行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是根本行不通的。很快，頑固派就開始反擊了。
當《明定國是》的詔書頒發才四天，慈禧太後就於6月15日將翁同和從光緒身邊趕出北京，去除了光緒的左膀右臂，接著又規定，凡授二品以上的新任官員，都要到太後麵前謝恩，這就控製了光緒帝的人事任免權，防止維新派獲得高級官職。6月23日，慈禧太後又逼迫光緒任命榮祿為直隸總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統率北洋三軍，慈禧太後又用光緒帝的名義，宣布10月19日往天津檢閱榮祿軍隊，準備到時發動政變，逼迫光緒帝退位。
同時，慈禧太後還派出大批親信太監，暗中監視光緒帝，把守各處宮門，盤查出入人員。維新派已在慈禧太後布置的天羅地網之中。
維新派既沒有掌握軍政實權，也得不到人民群眾的支持。他們對待人民群眾的態度，從來都是十分錯誤的。
他們把當時各地進行鬥爭的人民群眾視作“盜匪”，命令官貝查拿、鎮壓。在這危急的時刻，他們當然沒有可以依靠的力量。他們反複商量，唯一能想到的辦法，就是托庇於袁世凱的軍事力量。
就在這緊要關頭，善於見風使舵的袁世凱又將變法推向了死胡同。在戊戌變法高漲時，北洋軍中的重要將領袁世凱，曾投機參加強學會，一度表示過讚成變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