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出獄以後，包括在“國關中心”工作的一年多時間在內，前後共兩年半多，李敖自認為他過的是隱居的生活。他常常足不出戶，一個人鑽在屋子裏看書寫作。他幾次說到1977年、1978年曾做“土木包工”，但筆者沒有找到相關的具體記述，所以本書無法展開。隱居和隱士不同，隱居是一時的，隱居的目的是為了更有力的飛翔。李敖現在是在進行準備——準備奮力一搏，準備衝天而起。
在幫助蕭孟能解決水晶大廈糾紛時，李敖認識了蕭孟能女婿周其新的女秘書劉會雲。劉會雲嬌小可愛，台大外文係畢業。在李敖隱居期間，她一直照護在側。有一段時間李敖一連五個半月不下樓，一切生活上的事務都由劉會雲做。對李敖她知之最深，護之最力。她是李敖一生中最得力的無怨無悔的女朋友，是一個了不起的女人。1984年12月5日，李敖在給劉會雲信中，剖析了他這一時期的內心世界。他說：“我在這裏，卻‘情雖已厭住下去，薄暮下筆不知疲’。我在這裏，至少表示了三點意義：第一，我樹立了一個大丈夫、男子漢的偉大榜樣。第二，我拆穿了國民黨，並使國民黨在言論上對我全無還手之力。第三，我為人類與中國前途，提供睿智的導向。我完全不知道我能這樣做多少、做多久，但我隨時準備被暗殺、被下獄，絲毫不以為異，‘視死如歸，臨凶若吉’（雖然凶多吉少。但是臨凶若吉，吉也不少），此心之光明、達觀、從容，可謂‘漢唐以來所未有’。惟一‘若有憾焉’的倒是自己的努力最後‘沒世麵名不稱焉’，我九月六日對羅小如說：‘在這種局麵下。我們做的一切努力，都會因國民黨在世界上無立足之地而連累得也無立足之地，台灣變小了，你也跟著變小了。我們牢也沒少坐、刑也沒少受、罪也沒少遭，可是聲名成績卻不如蘇聯的人權鬥士，也不如韓國的，也不如菲律賓的，這都是因為同國民黨“與子偕小”的緣故。但是，“與子偕小”還是走運的呢，搞不好還要“與子偕亡”呢！’古代的受難者，他們雖然‘流淚撒種’，但是可以‘歡呼收割’；現代的受難者，最大的痛苦是撒種固須流淚，收割也須流淚，因為你所得的往往是鏡花水月。雖然如此，誌士仁人卻絕不懷憂喪誌，仍舊以朝行道夕可死的精神，走一步算一步、打一局算一局。……在國民黨的‘廢墟’中，我年複一年，不斷的要蓋‘小建築’、寄‘小希望’，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坐牢必於是、出獄必於是，我已學會收割時決不流淚，因為我未嚐不知道鏡花水月總成空，但空又何妨，我們是男子漢啊！”這一段發自肺腑如泣如訴的述說，既使我們看到他內心的隱憂，又讓我們看到一個大丈夫應有的氣概。
九、《獨白下的傳統》震天下
“蟄龍三冬臥，老鶴萬裏心。”“三冬”將盡，“萬裏”方來，李敖騰飛的日子來到了。
一個最有眼光的出版家找來了，他就是遠景出版社的沈登恩。沈登恩判斷，李敖是一個極有潛力的作家。雖然曆經“告別文壇”、坐牢、隱居等過程，但總有一天會回來，當這一天到來的時候，遠景出版社一定要占住先機，因此他悄悄找上門來。一顧兩顧，李敖都不回顧，直到沈登恩三顧大樓，李敖才決定接見。出於政治考慮，沈登恩提出構想隻是重版李敖當年那兩本未被查禁的書——《胡適研究》和《胡適評傳》。李敖說：“李敖十四年被封鎖，如今重返江湖隻出版兩本出過的書，未免太寒酸了，總該出一本台灣沒發表過的。我在受難期間，在香港出版過一本《借古不諷今》，如加以增補，改名《獨白下的傳統》出版也不錯。”沈登恩立刻讚成，於是就秘密籌劃出版。沈登恩找人來為李敖拍照。找人設計封麵，並要李敖在扉頁題詞。李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