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來和五百年內，
中國人寫白話文的前三
名是牽敖，李敖，李敖，
嘴巴上罵我吹牛的人，
心裏都為我供了牌位。
——李敖
沈登恩十分欣賞李敖寫的廣告文字。他在出版前找到《中國時報》副刊版的主編高信疆，秘密透露他為李敖出書，明日上市。高信疆的大哥高信鄭是李敖老友。這小弟弟反應極快，立即請沈登恩延後一天發書，使他有機會說動“餘老板’（餘紀忠）。最後，在“餘老板”的默許下，在出書之日，也就是上報之時，《中國時報》不但副刊版大幅刊出李敖的《快看（獨白下的傳統）》，並且派出兩名記者采訪李敖。在1979年6月6日社會版刊出《李敖變了嗎？看他怎麼說！》這是台灣報紙第一次圖文並茂地大膽推出李敖，從此喜愛李敖的讀者奔走相告：李敖複出了！李敖出獄後兩年七個月的隱居結束了。
《獨白下的傳統》是一部什麼樣的書呢，《快看（獨白下的傳統）》（此文相當於自序）說：“寫這本書的目的是幫助中國人了解中國，幫助非中國人——洋鬼子、東洋鬼子、假洋鬼子——別再誤解中國。”兩個“幫助”，前者顯然是更主要的。它成為寫這本書最基本的出發點。它的讀者對象是普通人。
全書共二十篇文章，分別介紹了“避諱”、“諫諍”、“傳令”以及史家的品德等方麵的“傳統”或知識，重在“傳道”，以知識性取勝。如談“避諱”的《避諱——“非常不敢說”》一文，就中國曆史上的這一現象做了梳理，闡其實質，述其來源，舉例很多，又跟外國進行比較，說：“避諱這套想起來實在沒有什麼道理的習慣，在世界上，可說是中國獨有的壞習慣。我們再反看外國，外國正好和中國相反，洋鬼子們覺得尊敬一個人，最好的尊敬法子不是不敢提他的名字，而是偏偏要提他。”《家族——人愈多愈好》介紹了中國的家族製度。《女性——牌坊要大，金蓮要小》介紹了中國女性地位的卑微和所受到的虐待，特別是“三從四德”對女性精神上的摧殘。《中國民族“性”》和《歡喜佛》等篇觸及人們過去很少涉足的一個領域，談了人們的性觀念、性意識。有些篇章追溯到甲骨文的寫法。正如序文中所說，這是一本“中國入門書”，它體現了“中國功夫”。
這本書曾在香港出版過，因此，它的寫作就在作者“受難”期間或之前。
書中許多文章沒有標明寫作時間。《光緒朝對節婦貞女的旌表》，作於1962年1月15日住在碧潭山樓時，當是寫得最早的一篇。《歡喜佛》等篇作於1979年，當寫於成書之前，是香港版所沒有的。作為代自序的《快看（獨白下的傳統）》，文束寫道：“一九七九年經年累月足不出戶之日在台灣寫”，則是作者兩年七個月隱居生活的生動寫照。
貫穿在這本書中的一個主導思想，是作者的知識分子觀——他對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的鞭撻，對理想知識分子的呼喚。文中說：“中國人對中國無知，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失敗。”“中國知識分子是中國最可恥的一個階級。這個階級夾在統治者與老百姓之間，上下其手。他們之中不是沒有特立獨行的好貨，可是隻占千萬分之一，其他都是‘小人儒’。庸德之行，庸言之謹，讀書不化，守舊而頑固。中國知識分子堅守他們在統治者和老百姓中間的夾層地位，誤盡蒼生。當特立獨行的王安石搞變法，想直接受惠於老百姓的時候，文彥博站出來向皇帝說話了，他說：‘陛下是同士大夫治天下，不是同老百姓治天下。’王安石想越過這批攔路虎，可是他碰到了絆腳石。”在李敖看來，中國曆史上的知識分子“有兩大方麵的失敗：一方麵是品格上的，一方麵是思想上的。思想上失敗的特色是；他們很混、很糊塗、很笨。他們以知識為專業，結果卻頭腦不清，文章不行。這種特色不但使他們品格諸善莫做，並且扶同為惡而不自知；在思想上，也不能深入群眾，影響普通的中國人。……在這些無聊的糾纏以外，中國知識分子把多餘的精神用來逃避現實，他們美其名曰研究學術，其實隻是另一種玩物喪誌。這種現象的結果是思想上的失敗，導致了他們品格上的失敗，他們～方麵諸善莫做，一方麵扶同為惡而不自知。於是，‘天下魚爛河決，生民塗炭’的時候，再做什麼，都太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