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書中各篇中，有幾篇寫到了古代知識分子的一種可圈可點、令人敬也令人親的品質。《直筆——“亂臣賊子懼”》所寫的董狐和“董狐精神”就是十分可貴的。史官不畏權勢，“秉筆直書”，這是中國知識分子的一種優秀傳統，連孔子這位大聖人都很難做到，可是有不少史官做到了。董狐是晉國的史官，公元前607年，晉國的靈公被趙盾弟弟趙穿殺死了，董狐在書上寫道：“趙盾弑其君。”趙盾前來質問，董狐理直氣壯地說：“你是朝廷大員，這件事情發生的時候r你躲在外麵，可是沒出國門；你回來了，又不追究凶手。你還脫得了幹係嗎？殺皇帝的不是你，又是誰呢？”過了五十九年，齊國發生了同樣的事情，史官寫道：“崔杼弑莊公。”崔杼可沒有趙盾那樣好脾氣，他光火了，立刻把史官殺掉。可是，史官的弟弟來了，還是那樣寫：“崔杼弑莊公。”崔杼又殺了一個，結果來了另一個弟弟，又殺，下一個史官照樣寫道：
“崔杼弑莊公。”崔杼隻好認輸。這篇文章最後說：“曆史是不講感情的，講感情使不是真曆史。曆史隻講求真相，由求真的人，不斷的、千方百計的記載它的真相。古往今來，許多壞蛋們想逃過曆史、改變曆史，可是他們全部失敗了。曆史是一個話匣子，壞蛋們怕人說話，可是曆史卻說個沒完。壞蛋們真沒法子。”
跟這種不講情麵的史官相似的還有一種人，就是曆代正直的諫官。“‘諫’，是一種勸告，‘諫官’，是一種專門管勸告皇帝的官。這種官勸告皇帝不要做錯事，勸告皇帝在做一件事前多想想，再想想。他們整天跟在皇帝身邊，到處找皇帝的錯。找到錯以後，便提醒皇帝。”這是中國封建社會裏對皇權構成製約的惟一一種製度，當然它的作用極其有限，當皇帝不喜歡時，諫官們很難盡到職責。但是曆代也出現了不少正直的諫官，有的冒死直諫，有的真正丟掉了性命。宋朝著名諫官範仲淹，有名言“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他還寫過一篇《靈鳥賦》，“高叫作為知識分子的人，要‘寧鳴而死，不默而生！’表示一個人隻有為‘鳴’不計一切，才算是一個人。一個人要寧肯為‘鳴’而死，也不要因沉默而活。在中國曆史上，向皇帝諫諍的人，理由並不見得正確，目標也不見得遠大，但是他們的基本精神則是一致的，那基本精神就是：看到壞的，我要說；不讓我說，不可以！”此所謂“目標也不見得遠大”，是指那些諫官並不是從人民利益和社會發展著想，而是為皇帝著想，多是對皇帝愚忠。跟董狐、司馬遷一類史官比，這些人要低一個層次。盡管如此，能冒死諫諍，也是值得稱道的。
這本書裏的最後一篇文章，是介紹明末清初人李二曲的《記一個不合作主義者》。李二曲是一位大儒，統治者千方百計征召他，官吏們舉薦他，前後十多次都被他婉言謝絕了。他用種種借口，實行不合作主義。李二曲七十五歲那年，康熙皇帝西巡想見見他，他死也不肯，就裝病，叫他兒子李慎言代表，送了皇帝幾本自己的書，聊表不傷和氣。康熙題了“關中大儒”四個字。大官人逼他寫謝表，無奈之下他故意寫了一篇像鄉下人寫的作文敷衍，大官人看了，不敢往上呈，遂不了了之。這種不合作主義是知識分子堅持獨立自主、堅持個性完整、堅持人間正氣的一種表現，是一種特立獨行的智者。這正是李敖對台灣當局所奉行的政策，所以寫這個人，也是一種自況。
董狐精神，冒死直諫，誓不合作，這就是李敖理想中知識分子的三種典型，他們跟那個汙濁的“當局”劃清了界限。
作為一部介紹中國傳統文化的“入門書”，我以為缺少對各種傳統進行分類鑒別，厘正好壞，是其美中不足之處。像前邊所說幾種傳統就是好的，值得發揚，或至少值得肯定。其餘，有的僅僅是一種做法，如《傳令—全國大跑馬》、《新聞——報紙像雜誌》等篇所寫即是，而（女性——牌坊要大，金蓮要小》等一些摧殘人性、壓製人性的“傳統”，就是應當掃進曆史垃圾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