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認識李敖其人，必須從其對知識分子曆史使命的論述說起：“要認識《北京法源寺》這部小說，也必須從其對知識分子曆史使命的論述說起。
李敖在文章中，在給朋友的書信中，談及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很多。1983年4月30日給陳平景信——題為《做光明磊落的朋友，做光明磊落的敵人》中說：“做高等知識分子的人，要給群眾帶路才對，怎可走迷信路線來討好群眾？高等知識分子要絕對為信仰獻身。不打折扣。”在同年2月3日所作《論國民黨的美感》（這是一篇訪問記）中，有同樣意思的話：
問：那你連幹哪行的？
答：我是幹“第一流的知識分子”那一行的。我的特質，就是唱反調。
問：唱反調，這算不算不務正業？
答：唱反調就是我的正業，我若不唱反調，反倒是失職。論斷一個人，必須認清他是幹哪一行的，幹劊子手的。你不能說他是殺人犯，幹劊子手的不殺人，反倒是失職；幹監察委員的，你不能說他不忠厚，幹監委的不揭人短，也反倒是失職；幹我這一行的，職業特質就是唱反調，因為我的訓練與造詣就是從不同角度看事情，從反麵看事情，不但反麵，並且旁敲側擊，威風八麵。這樣做，對他們的壟斷來，才算扳回一點點，才算公道和公平！
問：這種職業的特質，就是做“反派小生”？
答：是也。任何第一流的知識分子，他必須是反對形態的、批評形態的、異議形態的、你說東我就說西形態的。因為他深刻知道：在尋求真理、維護真理的過程中，從反對、批評、異議、你東我西來著眼，太重要了。
尤其在一黨獨大眾口一聲的情勢下，更該如此……
李敖在對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做了這樣的規定之後，自然要對眼下知識分子的軟弱和屈從當局提出批評了。在接受陳敏的訪問中，對方提出“你為什麼瞧不起當今台灣的知識分子？”李敖回答說：“我認為現今台灣的知識分子都是在集體逃避現實。雖然這些知識分子在專讓也許相當有成就，可是他們所走的大方向錯誤是很可怕的。中國曆來的知識分子都是走‘得君行道’——得到皇帝的賞識而後施展抱負——的路線，至於行道的結果是否誤了天下的蒼生，這些知識分子都不考慮的。現在的知識分子沒有勇氣，滑頭。對很多畸形的現象不敢批評。他們也不敢在知識上起義——在知識上做陳勝、吳廣。他們也很喜歡拋頭露麵、做秀，但是他們的專家之見及書生之見就好像是象牙塔裏朝外麵拋繡球一樣。他們個人特殊的心得及見解真是少得可憐，隻有一頁稿紙的分量。可是這一頁東西卻可以供他們賣一輩子。參加一百次座談會。”他舉了一個例子：“島上有的知識分子拿諫諍事實與製度，來比擬言論自由的事實與製度，這種比擬是不倫不類的。諫諍與言論自由是兩碼子事，甚至諫諍的精神，和爭取言論自由的精神比起來，也不相類。言論自由的本質是：我有權利說我高興說的，說的內容也許是罵你、也許是挖苦你、也許是尋你開心、也許是勸你，隨我高興，我的地位是和你平等的，諫諍就不一樣。諫諍是我低一級，低好幾級，以這種不平等的身份，小心翼翼的勸你。今天我們的知識分子處理事情時總是小心翼翼、躲躲閃閃的。”
類似的言論很多，李敖還因此跟一些朋友鬧翻，不再一一敘述。李敖在談及知識分子的曆史使命時，常常舉自己為例，現身說法，這也不再一一說來。
七、人到底該怎樣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