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到底該怎麼選擇？》（這是給小癡的信）一文中，李敖以曆史上的屈原和彌衡自比，說他們的選擇是對的。那時屈原麵臨的兩難，是“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還是“將從俗富貴，以偷生乎？”“最後，屈原做了選擇，他不肯‘從俗富貴’，不肯‘偷生’，走了與世俗相反的路線。”“三國的彌衡，也有同樣的問題。他也做了選擇。他的選擇是‘寧正言不諱，以危身’的路線。他的路線是對的，至少在曹操、在劉表麵前，你不能說他有什麼不對。”接著，李敖有一段語重心長的話：
小癡兄，“人活著不僅是為了麵包”，對誌士仁人說來，尤其不但如此。你說：“‘妻財子祿’全有了，人生如此。尚複何求！”這話用在凡夫俗子身上，全沒有錯；但是用在誌士仁人身上，就把他們看得太小了！當然你沒有絲毫把老朋友看小的意思，你的動機與下筆是一片真誠與愛護，你隻是“絕對不忍看和不願看到”老朋友給犧牲掉而已。但是，小癡兄，難道老朋友以意氣風發獻身理想起、以妻財子祿屈服現狀終，這種局麵，是你“思看”、“願看”的嗎？你的朋友裏麵、我的朋友裏麵、你我共同的朋友裏麵，這種人還算少嗎？又何必多我一個李敖呢？”
在這裏，李敖又一次表示了他獻身理想的堅決態度。筆者看重這一段話的原因，不僅在於他像譚嗣同一樣有勇於犧牲的精神，而且在於他以“誌士仁人”自命。讀過《北京法源寺》的人都知道，小說的主人公譚嗣同也是一個“誌士仁人”，而且是一個最偉大、最值得崇敬的“誌士仁人”。譚嗣同在跟梁啟超初次見麵的談話中，就曾多次說到“誌士仁人”。這一點也不是巧合。從李敖的心理上說，他以“誌士仁人”自命一定已經很早了。他要塑造自己的藝術形象。熟悉曆史的李敖，十分方便地從曆史上找到了自己的同型人，那就是譚嗣同。所以，塑造譚嗣同的形象也就是塑造李敖自己的形象。這樣，李敖在暗無天日的監獄裏構思出譚嗣同的形象，就非常自然。“誌士仁人”一語，把作者的心和他心目中的主人公的形象聯係在一起了。
另一個把李敖跟譚嗣同聯係起來的意念，是“不走”。正如許以祺文章中所說：“戊戌政變失敗後，譚不願逃走，寧可以死酬國，在菜市口被清廷斬首時毫不畏懼從容就義。”李敖自己跟國民黨鬥，在台灣很難容身，有人勸他出國，國外的一些團體，華人的、外國的都有，請他出去。他堅決不出去，決心留在台灣戰鬥。他曾給“外交部長”朱撫鬆寫信，“為護照而戰”，但那是爭取應有的出國自由的權利，並不是要真的出國，更不是像大多數知識分子那樣，出外享受優厚的待遇。1990年10月（注意，那正是李敖加緊寫作《北京法源寺》的時候），美國全美華人協會頒給李敖華人最佳成就獎，邀請李敖前往領獎，李敖自己不去，請朋友代領，他自己於10月29日寫《全美華人協會頒獎典禮錄音答辭》和《全美華人協會頒獎典禮錄音演講》稿。在《錄音演講》裏，他著重把自己跟法國傑出思想家伏爾泰做了比較，說到伏爾泰的“不走”，並由伏爾泰翻譯中國古典戲劇劇本《趙氏孤兒》，說到“趙氏孤兒”故事的主角之一公孫杵臼，公孫杵臼也是在危難時堅持不走，從容就死的一個人。自然，他還說到了譚嗣同。最後說到了自己。他說：“從上麵伏爾泰的例子、‘趙氏孤兒’的例子、‘戊戌政變’的例子，我們可以得到不少概括的印象，就是：當自己國家黑暗落後的時候，一個人的去留問題，就發生了選擇。”顯然，在“不走”這個問題上，李敖又找到了他跟譚嗣同之間的契合點。
八、塑造譚嗣同式的英雄形象
小說所描寫的時代，是改革與反改革激烈鬥爭的時代，是對中國走什麼道路進行大實驗、大辯論的時代。小說從康、梁公車上書要求變法寫起，逐漸把筆墨落到主人公譚嗣同身上。康有為來到北京法源寺，碰到給明末悍將袁崇煥守墓的餘法師，有一段話說：“在近代中國，為國家做大事很難，政治中守舊的勢力和小人勢力太大了，這兩大勢力都是明明擺在那兒的。所以想為國家做大事，什麼下場也都可以事先看得出來；既事先看得出來，還要不怕死、還要做，除了是一大癡漢外，還有誰肯幹？凡是肯幹的人，都要準備悲劇的收場。”這段話好像是給全書的情節——不，應該說是給主人公的人生道路——預設的框架，講這話的康有為自己也逃不出它所預示的命運。他“既事先看得出來，還要不怕死、還要做”，他也是“一個癡漢”，隻是在最後生死關頭，他跟譚嗣同做了不同的選擇——他逃出國門，而譚則坐以待斃。